南宋朱熹与蔡元定并近世学者“涉于象数者又皆牵合附会，而或以为出于圣人心思智虑之所为”而著《易学启蒙》四篇：本图书第一、原卦画第二、明著策第三和考变占第四。元明之际，《易学启蒙》皆立于学官，有“不刊之书”美誉，甚至有质疑者亦不敢置喙于是书。清初朴学兴起，黄宗炎、毛奇龄、胡渭等方始訾其舛误。至康熙帝命大学士李光地编纂《御纂周易折中》收《易学启蒙》于十九与二十卷中之后，形势又有所回潮。江永此书撰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前三卷“河洛之精”皆本《易学启蒙》及《御纂周易折中·启蒙附论》而发挥，间有个人发明处，亦不乏讥讽朱熹“不见造化之妙”“欲发明之而未昭晰者”“图不能与书通，卦不能与数合”等言语。此则不但是对朱熹发难，更是对《御纂周易折中》的“大不敬”。后来乾隆四十五年（1780）开修《四库全书》时，收录了江永《周礼疑义举要》七卷、《仪礼释宫增注》一卷、《仆礼训义择言》八卷、《深衣考误》一卷、《礼书纲目》八十五卷、《仪礼释例》一卷、《春秋地理考实)四卷、《群经补义》五卷、《乡党图考》十卷、《律吕阐微》十卷、《古韵标准》四卷、《四声切韵表》一卷、《考订朱于世家》一卷、《近思录集注》十四卷、《算学》八卷续一卷等书，却单单不收其《河洛精蕴》，其原由可想而知。而江永于耄耋之年撰写此书，更是有其身后之考虑。今天看来，朱熹的《易学启蒙》亦有牵合附会之病，而江永大胆为之“朴苴而张皇”之，的确是必要之举。

本书共九卷，分内、外两篇。内篇三卷，讲《河图》、《洛书》与阴阳、八卦、五行的关系；外篇六卷，讲《河图》、《洛书》在诸多领域中的应用。

本书从文化史的角度，客观地详解了三合罗盘十八层各层盘面的含义和用途，并指出其合理成分与迷信色彩，使读者了解罗盘的本来面目，即除了用于指向定位和记录一些古代天文、地理、气候及历史知识外，多数罗盘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罗盘作为一个历史存在、如今还在使用的事物，辩证地认识它还是有必要的。

王弼的《周易注》扫象阐理，既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作，也是易学史上的名著。它跳出汉代以象数解易的窠臼，开辟了后世以义理解易的先河。《周易略例》则概述其解易方法，集中反映了他的易学思想与理念。本书对王弼的上述易学著作进行详细校释，并附有韩康伯对《系辞传》以下各传的注解，是研究易学必备的参考书。

《周易注》，魏王弼注，东晋韩康伯补注，谷继明整理。《周易》是六经之首，经历了伏羲、文王、孔子三个时代，包含象、辞、变、占等内容。历代的注释如汗牛充栋，其中曹魏的王弼注解清通简要，对后来影响很大。王弼不注《系辞传》以下，东晋韩康伯赓续之，使成完璧，后世往往将二者合刻。本次点校，以《四部丛刊》影宋本为底本，参校以敦煌写本、国图藏抚州公使库本（简称抚州本）、国家图书馆所藏天禄琳琅旧藏宋本（简称天禄琳琅本）、国家图书馆所藏南宋建阳刻本（简称南宋建阳本）、南宋八行注疏本（简称南宋八行注疏本）、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本（简称岳本）、宋刻《周易要义》、普鲁士国家图书馆藏宋嘉定本《周易集解》（简称宋本《周易集解》）。还参考了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文选楼本）、楼宇烈《王弼集校释》的校勘记等。由于本丛书为了给读者一个确定性的读本，点校者在可以明确判定底本为误的异文，直接作出改动，再以校记的形式加以说明。

《周易注》，魏王弼注，东晋韩康伯补注，谷继明整理。《周易》是六经之首，经历了伏羲、文王、孔子三个时代，包含象、辞、变、占等内容。历代的注释如汗牛充栋，其中曹魏的王弼注解清通简要，对后来影响很大。王弼不注《系辞传》以下，东晋韩康伯赓续之，使成完璧，后世往往将二者合刻。本次点校，以《四部丛刊》影宋本为底本，参校以敦煌写本、国图藏抚州公使库本（简称抚州本）、国家图书馆所藏天禄琳琅旧藏宋本（简称天禄琳琅本）、国家图书馆所藏南宋建阳刻本（简称南宋建阳本）、南宋八行注疏本（简称南宋八行注疏本）、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本（简称岳本）、宋刻《周易要义》、普鲁士国家图书馆藏宋嘉定本《周易集解》（简称宋本《周易集解》）。还参考了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文选楼本）、楼宇烈《王弼集校释》的校勘记等。由于本丛书为了给读者一个确定性的读本，点校者在可以明确判定底本为误的异文，直接作出改动，再以校记的形式加以说明。

《周易注》，三国魏王弼注，东晋韩康伯续注《系辞》以下。《易》为群经之首，在魏晋又为三玄之一。王弼以年少天才注此书，笼络玄旨，一洗汉《易》繁琐之风。王弼未注《系辞》以下，韩康伯赓续为之。王弼注不用互体、卦变等说，又多有玄言。然其注释清通简要，于汉学之法亦非尽废。孔颖达称其“独冠古今”，故为后世所奉行。此次整理以四部丛刊影宋本为底本，覆核国图所藏南宋抚州公使库刻本，又以多种宋本互校。力求其文字准确，校记简明。

作为中国一种重要的地域文化，河洛文化不仅是中原文化和黄河流域文化的核心，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根和主源。它在中国文化的早期发展阶段又代表着中央文化、国家文化、国都文化、统治文化，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和核心，具有明显的源发性、正统性和兼容性。 本书以诞生于河洛地区的代表性文化经典（《易经》、《道德经》、《诗经》、《资治通鉴》、二程理学、杜甫诗歌）为研究对象，从译介学和翻译学角度出发，通过译本研读，分析河洛文化在海外的译介范式与话语建构，探索新时期河洛文化对外译介与传播的有效途径。全书既从宏观层面梳理河洛文化代表性经典在英语世界译介和传播的历史和特点，也从微观层面对译本进行细致的研读，解读经典所含中华思想文化概念的译介模式和传播效果，为构建中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和提升中原文化海外传播能力，提供扎实的学术支撑与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