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关中方音研究》将关中地区的语音分为三个层次：雅言、通语、方音。雅言即人们常说的读书音，以音义反切系统为代表，而唐人音义反切系统基本与《切韵》相同；通语即交际语言，具体表现形式是诗文用韵系统与梵汉对音系统；方音可以通过特殊反切、特殊用韵现象和特殊对音来考求。这三个层次之间，虽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仔细观察，仍可发现它们各自的一些特点。通过这样的分析，就很好地解决了不同的材料所反映的音系差异问题。 《唐五代关中方音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思路并且进行了大胆而有益的尝试。作者认为律诗的失救现象可能是诗人受方音影响导致的，于是通过统计失律诗歌在拗救位置上的四声分布，发现关中方音平声与上声关系较远，而与去声关系较近，而通语里则是平声与上声调型相近（中唐以后）。这一思路具有求新、创新意义。

《唐五代关中方音研究》将关中地区的语音分为三个层次：雅言、通语、方音。雅言即人们常说的读书音，以音义反切系统为代表，而唐人音义反切系统基本与《切韵》相同；通语即交际语言，具体表现形式是诗文用韵系统与梵汉对音系统；方音可以通过特殊反切、特殊用韵现象和特殊对音来考求。这三个层次之间，虽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仔细观察，仍可发现它们各自的一些特点。通过这样的分析，就很好地解决了不同的材料所反映的音系差异问题。 《唐五代关中方音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思路并且进行了大胆而有益的尝试。作者认为律诗的失救现象可能是诗人受方音影响导致的，于是通过统计失律诗歌在拗救位置上的四声分布，发现关中方音平声与上声关系较远，而与去声关系较近，而通语里则是平声与上声调型相近（中唐以后）。这一思路具有求新、创新意义。

《唐五代曹洞宗研究》中禅宗有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曹洞宗尤然，只有熟悉其话语体系者，才能窥其门墙，达其堂奥。后代往往引用前代机缘语句，很多时候是意引或者化用，只有了解整个禅宗史，尤其是前代宗承，才能读懂。其机锋公案，属于曹洞宗最有创造力的成分，对此不能轻易放过，即便理解上困难极大，也要极意参究。由于未曾觉悟，《唐五代曹洞宗研究》的解释或为古人所笑，但亦是一隅之得。

本书作者系现代汉语方言学奠基人之一。该书所用材料有《千字文》、《金刚经》、《阿弥陀经》、《大乘中宗见解》、《开蒙要训》，从敦煌汉藏对音写本中所窥见之唐五代西北方音，从《开蒙要训》的注音中所窥见的五代敦煌方音，唐五代西北方音与现代西北方音的比较、《唐蕃会盟碑》中之汉藏对音。

本书作者系现代汉语方言学奠基人之一。该书所用材料有《千字文》、《金刚经》、《阿弥陀经》、《大乘中宗见解》、《开蒙要训》，从敦煌汉藏对音写本中所窥见之唐五代西北方音，从《开蒙要训》的注音中所窥见的五代敦煌方音，唐五代西北方音与现代西北方音的比较、《唐蕃会盟碑》中之汉藏对音。

出版説明 本書是羅常培先生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特别是關於漢藏對音的一部專著。 原書係一九三三年出版，距今已經過二十餘年。著者生前久欲増訂再版，但因病未能着手。現在著者已經去世，無法補充修改；為拉適應有關這方面研究參考的需要，茲將原書影印出版，並由周逹甫先生將著者生前意欲補充的某些參考資料補誌數行，附於卷尾，以供參考。

书仪是撰写书信时的范本，史籍记录的五代以前的书仪已基本失传。1900年发现的敦煌石室遗书中保存唐五代时书仪写本一百余件四十余种，有许多是传世文献中未见的珍贵资料。本书就是据这批亲资料对唐五代书仪的类型、源流、演变等进行综合性、个案性研究，还专题探讨了唐五代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书仪中反映的唐代社会生活问题。

佛典音义是对佛经中的字词进行注音释义的作品，在汉语史研究中有重要的价值。该书稿对唐五代时期的佛典音义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如唐五代佛典音义的体例、术语、引书、音系等，因此，它既是一本研究佛典音义的入门书，又是一本集大成之作。

本书共九章，系统描写了个体量词、集合量词、通用量词、计量单位词、临时量词、不定量词以及动量词四百多个，展现出隋唐五代时期量词继承、产生和发展的面貌。

书仪是撰写书信时的范本，史籍记录的五代以前的书仪已基本失传。1900年发现的敦煌石室遗书中保存唐五代时书仪写本一百余件四十余种，有许多是传世文献中未见的珍贵资料。本书就是据这批亲资料对唐五代书仪的类型、源流、演变等进行综合性、个案性研究，还专题探讨了唐五代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书仪中反映的唐代社会生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