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社会の基部を構成する自然村落のありさまを個別事例に即して明らかにし、次にそれらの集合体に立脚する城郭都市へと視野を拡大し、個別の地域社会を超えた唐代社会の全体像を解明する。

砺波护（1937——），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历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注脚、神户大学副教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文学部教授、文学部长、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大谷大学教授、大谷大学博物馆长。

近年来，学界围绕某一研究领域或课程建设，编写读本已蔚然成风。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课程突出强调研究性与实践性相结合，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受到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于解决我们教学科研当中的问题，辅助教学，实现教研相长，具有很好的指导性和示范性。本书为了扩大学生的视野，了解区域社会史研究现状，初步掌握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方法。读本的编写，在地域上兼顾南北，所选作品均为社会史研究知名学者的代表作，论文既有理论探讨，也有个案研究，理论探讨反映了区域社会史研究代表性观点，个案研究则意在以区域为中心，揭示地方社会内在的运行机制，既可作为学生入门的典型示范，也可作为该领域研究者的重要参考。

本书从政治史与社会史两个维度对曹魏、西晋时期的历史展开研究，涉及论题包括复肉刑争议、魏明帝曹叡、西晋国子学、《晋辟雍碑》、八王之乱、贾谧“二十四友”、魏晋奢侈风气、西晋墓志等。作者试图通过考察这些具体问题，揭示曹魏、西晋时期的政治、社会特征，探寻魏晋国家体制崩溃的深层次原因，由此深入理解魏晋时代具有的历史意义，进一步认识六朝贵族制社会的本质。

本书将敦煌3-10世纪的佛教活动置于敦煌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通过对历史上敦煌佛教文献的社会性质、敦煌石窟佛教艺术的社会功能、敦煌僧团的社会作用、敦煌佛教与中国民间信仰、从敦煌看佛教对社会发展的进步用途等方面的探讨,论证历史上的敦煌佛教是社会化的佛教,是中国大乘佛教的实践,为佛教与社会的共存共进和未来提供历史的借鉴。

这是一本旨在研究中国诉讼社会史的论文集。有一些欧美学者认为，传统中国社会不是植根于法律，而是建立在儒家伦理或礼治的基础之上，甚至认为未曾存在过解决民事纠纷的法庭。这是一种误解。为了纠正这一误解，中日两国的相关学者深掘各种文献资料，结合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民间生活状态，阐释了传统中国作为诉讼社会的不同侧面。同时，本书还对中国历史上诉讼的过程、诉讼对于民众所具有的意义，以及历代针对诉讼的频发采取的应对之策进行了深入具体的研究。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书中还考察了日本江户时代的诉讼。

2004年开始，山西大学历史系开设“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课程，本课程以“集体授课”的形式进行，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8位教师共同担当本课程的授课任务。2007年，本课程被评为*精品课程，次年区域社会史教学团队被评为最优秀教学团队，2013年，本课程作为教育部精品视频公开课向社会开放。本书结合授课实际和学生的反映，课程讲授——田野考察——修订教材，不断地循环往复，终于完成了这本经过十余年努力而成的教材。本书共七章一个绪论，讲授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趋向、学科定位、区域特性、小地方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资料等内容，意在提供给学生一个怎样研究区域社会史的入门教材。

《目次》序章：官僚研究序説　第一章：宋代宰相考―北宋前期の士大夫社会　第二章：宋代の名族―河南呂氏の場合　第三章：秦桧の講和政策と南宋初期の官界　第四章：官僚朱熹―朱子小伝　第五章：「開禧用兵」と韓侂冑政権　第六章：官僚の俸給ー制度と生活　第七章：結び

本书是日本东洋史界中国佛教史研究的名作。全书由前编“宋代佛教社会史研究”和后编“敦煌佛教教团研究”两大部分构成。前编是本书重心所在，聚焦于两宋政府以度牒官卖制度为核心的佛教管理政策之变迁，深入考察了这些政策在国家财政、宗教管理、佛教教团乃至地域社会、秘密宗教等诸多层面造成的长远影响，揭示出宋代佛教在中国宗教史和社会史上的独特地位与作用。后编围绕敦煌的僧官制度与寺院经济等主题，开拓中古佛教社会史研究之新境。作者自1960年代以来常年深耕于宋元佛教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成果丰硕，考辨精深，奠定其学术地位的即为本书所收诸研究。

本书是作者1982年版《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的增订版。1982年版图书作为《东洋史研究丛刊》的第34种由同朋舍出版社出版。本次增订作者在原有内容基础上增加了自己敦煌文书研究成果。全书由前编“宋代佛教社会史研究”、后编“敦煌佛教教团研究”、补篇“敦煌文书研究”三大部分构成。 前编“宋代佛教社会史研究”。本篇作者以宋代为中心考察了中国古代社会宗教尤其是佛教教团与社会各界的关系，进而分明中国社会史上佛教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本部分由八章构成。 第一章“宋代卖牍考”。本章作者考察了宋代度牍官卖制度。作者认为宋政府在度牒制度上出现时卖时停的政策反复，与佛教教团在社会上的强大存在有直接关系。宋代从事佛教活动人中超过百万，社会势力强大，这些教团除了传教外，还对社会失业人员等弱势群体具有一定的救济功能，当政者虽然对佛教教团持反对态度，但碍于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