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充分挖掘房山石经等石刻材料，验之以传世文献和敦煌文书，从佛教社会史角度出发，运用微观与中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同时关照宏观大背景，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和艺术史的视角，对唐代幽州地域的佛教与社会进行了立体式和跨领域的考察。富庶的社会经济成为幽州人进行佛学研究、开展佛教活动的重要基础。幽州地域各族群、各阶层民众广泛参与佛教活动，充分显示出佛教在文化交流、族群融合方面的独特功效。幽州佛教成为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博弈的舞台。幽州地区的佛教信仰和习俗，不少为各族群、各阶层人士所共有。辽代的文化面貌，尤其是佛教，深受唐幽州地域之影响。中晚唐汉族文化精英斥为“胡化”（“非主流”、“非正统”）的幽州地区，在契丹的统治之下，却成为汉文化的中心，并且为契丹人的汉化提供了资源。本书尝试**王朝递嬗模式，以长时段的眼光来审视唐五代至辽朝幽州地域的佛教与社会，为中古时代幽州的文...(展开全部)

本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来研究明代佛教史的论文多篇，综合历史学、社会学的视角与研究方法，对明代佛教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佛教与地方经济环境的相互影响，佛教因应政治、社会的需求而发生的变化，佛教信仰所反映的明代女性的精神生活与社会地位，以及佛教医学的发展等多个论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本书是台湾著名学者刘淑芬关于佛教与我国中古社会关系的论集，收入“社会· 经济·观念史丛书”。本书涉及中古社会民族、政治、民俗丧葬、养生等诸领域，以多种视角反映出当时佛教与中国社会互相渗透、影响的立体景观。其中有关北方少数民族与灭佛、宦官与佛寺兴建、斋戒与断屠、福田思想与社会公益事业。中国撰述经典与民间佛教、露尸葬、塔葬等对中国葬俗的影响、寺院茶汤丸药的普及等内容，尤其具体深入。本书观点新颖，涉及面广，旁征博引，有助于读者全面理解佛教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关系，是一部颇具参考价值的学术专著。

附: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张遵骝著

《唐代佛教》记述了佛教在其思想发展到了巅峰的唐王朝（618―907）的历史。唐朝三百年，见证了重要教理学派如法相与华严的形成，天台宗的巩固，密教从印度的传入，净土与禅宗作为中国佛教徒最 主流的信仰与实践形式的涌现。 美国耶鲁大学斯坦利·威斯坦因教授广泛利用各种世俗与佛教文献，对佛教的兴衰演变进行了编年式的研究。佛教界与唐王朝不断变化的关系是《唐代佛教》关注的焦点。具体讨论的议题包括为了裁抑佛寺权力所进行的各种尝试，对教界的行政管理，利用佛教来获得实际的政治利益，以及武宗的灭佛与唐末帝王对佛教的复兴。

《唐代佛教》一书记述了佛教在其思想发展到了巅峰的唐王朝（618-907）的历史。唐朝三百年，见证了重要教理学派如法相与华严的形成，天台宗的巩固，密教从印度的传入，净土与禅宗作为中国佛教徒最主流的信仰与实践形式的涌现。 威斯坦因教授广泛利用各种世俗与佛教文献，对佛教的兴衰演变进行了编年式的研究。佛教界与唐王朝不断变化的关系是本书关注的焦点。具体讨论的议题包括为了裁抑佛寺权力所进行的各种尝试，对教界的行政管理，利用佛教来获得实际的政治利益，以及武宗的灭佛（840-846）与唐末帝王对佛教的复兴。

一提起佛教，自然就联想到素食。对中国人而言，所谓的“出家人”就是“吃斋”的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除了济公等少数传说中的人物外，“酒肉和尚”一直到现在还是骂人的话。佛教僧侣一定要吃素吗？ 我国中国佛教僧侣从什么时候开始全面素食的呢？原因又是什么呢？本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以古印度早期佛教为研究对象。早期佛教强调不杀生，反而鼓励祭祀食肉，反对为食肉杀生。后来，素食在印度社会逐渐成为一般大众的一个伦理判准，为了招徕信徒，相抗衡的一些宗教，如婆罗门教、大乘佛教与耆那教，不得不开始强调素食。由此可见，素食这一观念在印度历史上有其演变的过程。究实而言，它也是中国佛教最后会走上素食一途的重要原由之一。第二部分以中国佛教为研究对象。僧侣全面素食是在佛教传入中国将近五百年以后，梁武帝下禁断酒肉诏令之后才开始，后期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佛教徒的普遍戒律。作者在这一部分试图分析梁...(展开全部)

在佛教各宗派之中最直截了当地强调掌握“本来面目”和“本分田地”的是禅宗，而为禅宗的思想基础做出最大贡献的是“本来性一乘教”的华严学。《佛教与儒教》从华严学开始执笔撰写，原因就在于此，但《佛教与儒教》之所以把宗密的《圆觉经》的哲学有意识地与《华严经》的哲学相提并论，是因为笔者认为“本来性一乘教”在这里体现出鲜明的曲折，建立一套面貌迥然不同的哲学体系，准确地把握这种曲折和变异，对理解后来的宋明思想变迁提供了重要线索。

《佛教與儒教》以華嚴學、禪學、朱子學、陽明學為討論中心。以「本來性」與「現實性」作為分析的視角，就彼此之間思維錯綜複雜的關係條分縷析，不以成見軒輊彼此，對宋代以來的朱子學、陽明學、禪學皆能不以陳見入胸，且能尊重彼此之間的差異，不妄為牽糅比附，自20世紀初期開始，三教關係一直是日本漢學界夙所關心的重要範疇，但對於宋明儒佛關係的研究，此書仍具有無可取代的重要性。本書不只是一部儒佛關係史，充滿了方法論的啟示，代表了20世紀日本中國學界最重要的成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