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多个角度考察唐代思想的演进和唐宋思想剧变的起源，希望重建一个动态、立体的历史过程。作者精研唐代思想史，这是他多年研究心得的荟萃，内容涉及：中古心灵的基调，六、七世纪的思想状态，安史乱后的文人意识，中晚唐古文运动与儒家复兴，以及唐代思想变化的社会文化背景。本书涵盖佛教、道教、儒家学说、文学思想，是隋代至唐末五代思想史点与面兼顾的探索和反思。

本书从多个角度考察唐代思想的演进和唐宋思想剧变的起源，希望重建一个动态、立体的历史过程。作者精研唐代思想史，这是他多年研究心得的荟萃，内容涉及：中古心灵的基调，六、七世纪的思想状态，安史乱后的文人意识，中晚唐古文运动与儒家复兴，以及唐代思想变化的社会文化背景。本书涵盖佛教、道教、儒家学说、文学思想，是隋代至唐末五代思想史点与面兼顾的探索和反思。

中晚唐思想變化是本書作者三十年來最主要的研究課題。 本書涵蓋中唐儒家復興的各主要論題，並展現其來由與發展過程， 正是作者學術生涯的重要里程碑。 中國思想在唐宋之際發生了深刻──可說是劃時代──的變化。本書從多個角度考察唐代思想的演進以及此一巨變的形成，希望重建一個動態、立體的歷史過程。 本書探討唐宋之際思想巨變的起點：安史亂後的儒家復興，尤其著重文人與儒家復興的關係；全書分為「總論」和「分論」兩部分。「總論」一篇為針對中唐思想變化起源與性質的大規模、長時期、結構性論述。「分論」八篇則是相關具體問題的探討，內容涉及中古心靈的基調，六、七世紀（南北朝末期至唐初）的思想狀態，安史亂後的文人心態，中晚唐古文運動與儒家復興，中晚唐文人與經學，以及唐代思想變化的社會文化背景。 本書運用了現代歷史學的各種研究取向，包括：個人思想分析、觀念史、個人與集體心態考察、思...(展开全部)

中晚唐思想變化是本書作者三十年來最主要的研究課題。 本書涵蓋中唐儒家復興的各主要論題，並展現其來由與發展過程， 正是作者學術生涯的重要里程碑。 中國思想在唐宋之際發生了深刻──可說是劃時代──的變化。本書從多個角度考察唐代思想的演進以及此一巨變的形成，希望重建一個動態、立體的歷史過程。 本書探討唐宋之際思想巨變的起點：安史亂後的儒家復興，尤其著重文人與儒家復興的關係；全書分為「總論」和「分論」兩部分。「總論」一篇為針對中唐思想變化起源與性質的大規模、長時期、結構性論述。「分論」八篇則是相關具體問題的探討，內容涉及中古心靈的基調，六、七世紀（南北朝末期至唐初）的思想狀態，安史亂後的文人心態，中晚唐古文運動與儒家復興，中晚唐文人與經學，以及唐代思想變化的社會文化背景。 本書運用了現代歷史學的各種研究取向，包括：個人思想分析、觀念史、個人與集體心態考察、思...(展开全部)

《唐代文馆文士社会角色与文学》以唐代学官、史官、著作郎官、“三馆学士”等为研究对象，从社会角色考察文士群体共相、角色流动及其与唐代文学演进之关联。主要解决经学教育与文学观念，作家迁就与区域文学，谏诤意识与史传表达，角色互化与问题新变，访书与文学传播，群体创作于诗体化育等较重要的文学史问题。 《唐代文馆文士社会角色与文学》的作者是吴夏平。

本书对士之转型的梳理，直接继承和发扬了美国宋史学界关注“士人”的学术创变，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它在此基础上，积极地探索了深入理解唐宋思想转型的新方法与新道路， 它不依循理学的惯常叙述思路，而是从唐宋思想史的内部出发，揭示其起伏转折的轨迹。唐宋思想许多为人忽视的重要内涵，得到丰满的呈现，而理学的兴起这一前人论之甚多的问题，也因从唐宋士人转型和思想转型的大背景来观察，有了别开生面的阐发。书中对思想史的研究，综合了政治史、社会史、文学史等诸多领域的观察 ，其中从“文”的视角切入思想史，将文学史与思想史结合起来观察 ，既令人耳目一新，又深有所见。

本书对士之转型的梳理，直接继承和发扬了美国宋史学界关注“士人”的学术创变，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它在此基础上，积极地探索了深入理解唐宋思想转型的新方法与新道路， 它不依循理学的惯常叙述思路，而是从唐宋思想史的内部出发，揭示其起伏转折的轨迹。唐宋思想许多为人忽视的重要内涵，得到丰满的呈现，而理学的兴起这一前人论之甚多的问题，也因从唐宋士人转型和思想转型的大背景来观察，有了别开生面的阐发。书中对思想史的研究，综合了政治史、社会史、文学史等诸多领域的观察 ，其中从“文”的视角切入思想史，将文学史与思想史结合起来观察 ，既令人耳目一新，又深有所见。

本书对士之转型的梳理，直接继承和发扬了美国宋史学界关注“士人”的学术创变，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它在此基础上，积极地探索了深入理解唐宋思想转型的新方法与新道路，它不依循理学的惯常叙述思路，而是从唐宋思想史的内部出发，揭示其起伏转折的轨迹。唐宋思想许多为人忽视的重要内涵，得到丰满的呈现，而理学的兴起这一前人论之甚多的问题，也因从唐宋士人转型和思想转型的大背景来观察，有了别开生面的阐发。书中对思想史的研究，综合了政治史、社会史、文学史等诸多领域的观察，其中从“文”的视角切入思想史，将文学史与思想史结合起来观察，既令人耳目一新，又深有所见。

本书共分为上下两部，每部分上、下两卷。第一部上卷为《理与物》，下卷为《公理与反公理》；第二部上卷为《帝国与国家》，下卷为《科学话说共同体》。全书共150万字，从宋明礼学说起，分析中国思想界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并特别分析晚清直至新文化运动这一时期所形成的“科学主义”观念，指出这一观念和中国思想现代转型具有密切而复杂的关系。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中有一条贯穿全书的线索，即知识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天理与郡县制国家的关系、公理与现代民族主义及其体制的关系等。在讨论康有为时，我特别地提到了他对儒学普遍主义的再创造，而这个再创造的前提恰恰产生于一种历史意识，即儒学的普遍性与中国概念之间的那种自明的关系发生松动了。在这个前提下，当你要论证儒学具有普世性的时候，必须以承认中国只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中国之外存在着巨大的外部为前提——这个外部不仅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政教意义上的。当儒学普遍主义与一个置身于众多国家或外部之中的中国形象相互连接的时候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说明了民族主义对于某种普遍主义世界观和知识谱系的依赖。换句话说，这种新型的儒学普遍主义的诞生是和作为一个新型世界体系中的主权国家的中国的诞生同时发生的。这里所谓儒学普遍主义实际上正是现代公理观的曲折的呈现方式...(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