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赠官问题研究，既有系统性研究成果的出现，也有具体问题研究的产生。就系统性研究成果而言，作者将唐代赠官制度置入唐、五代、宋的背景下阐释唐代赠官制度的沿革及其与丧葬制度的关系，具有宏阔视野和宏观建构。就具体研究成果而言，多集中于关联性研究和附带性研究之中，唐代赠官问题的专题研究并不多。为此，笔者就目前研究成果中相对薄弱的赠二官问题、册赠使问题、父祖赠官流变问题、自身赠官流变问题等内容进行探讨，以期对唐代赠官问题研究有所裨益。

唐代赠官问题研究，既有系统性研究成果的出现，也有具体问题研究的产生。就系统性研究成果而言，作者将唐代赠官制度置入唐、五代、宋的背景下阐释唐代赠官制度的沿革及其与丧葬制度的关系，具有宏阔视野和宏观建构。就具体研究成果而言，多集中于关联性研究和附带性研究之中，唐代赠官问题的专题研究并不多。为此，笔者就目前研究成果中相对薄弱的赠二官问题、册赠使问题、父祖赠官流变问题、自身赠官流变问题等内容进行探讨，以期对唐代赠官问题研究有所裨益。

贾志刚博士撰著《唐代军费问题研究》一书即将付梓，可喜可贺。亦借此机会，略赘数语，以之为序。 如所周知，军费问题在历代兵制或军政以及财政体制中均占有极其重要之地位。军费之来源、军费之开支及其在整个国家财政中所占比重之大小、常额军费与战时军费之关系、不同区域之驻防军在军费支用上的异同诸问题，不仅关涉到国家财政与地方财政之论题，也与政治局势、军事布防、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同时，因着兵制之演变，军费之来源亦有所变化，复由于国家战略或防御系统之变迁，军费之筹措及支用方式亦有所不同。凡此种种，均表明军费问题不只是单纯的财政支用问题，而与兵制或军政之演变以及社会经济状况乃至国家防御系统之变化息息相关。从某种意义上甚至不妨说，军费问题至少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面貌或历史特质。 就中国古代社会而言，军费之问题亦概莫能外。然而，在不同的历...(展开全部)

贾志刚博士撰著《唐代军费问题研究》一书即将付梓，可喜可贺。亦借此机会，略赘数语，以之为序。 如所周知，军费问题在历代兵制或军政以及财政体制中均占有极其重要之地位。军费之来源、军费之开支及其在整个国家财政中所占比重之大小、常额军费与战时军费之关系、不同区域之驻防军在军费支用上的异同诸问题，不仅关涉到国家财政与地方财政之论题，也与政治局势、军事布防、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同时，因着兵制之演变，军费之来源亦有所变化，复由于国家战略或防御系统之变迁，军费之筹措及支用方式亦有所不同。凡此种种，均表明军费问题不只是单纯的财政支用问题，而与兵制或军政之演变以及社会经济状况乃至国家防御系统之变化息息相关。从某种意义上甚至不妨说，军费问题至少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面貌或历史特质。 就中国古代社会而言，军费之问题亦概莫能外。然而，在不同的历...(展开全部)

本书主要对唐代河东道军事行动的历史进行考察和深入分析，对河东道在唐朝边疆防御和内疆重塑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进行研究。本书分别选择以总管府为切入实例，分析了河东道军事防御的重点环节，又以粮路为切入结合唐郑之间攻防探讨了河东道对于临道的影响。接着，又以唐初北部边防战争为基础，从大格局分析了都城迁移对于整个北疆防御态势的影响。又略论安史之乱背景及河朔故事策源的形成，次论多重因素影响下河中镇的废立。最后以唐末诸侯的霸府活动为题结束。全书试图能够反映整个唐朝河东道在军政方面的历史脉络。

本书以诸多学者复原的《道僧格》条文为基础，从法律实践的层面将这些复原条文放置于唐代法律体系以及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而提出《道僧格》作为一部宗教法典，最为明显的特色便是将佛教戒律引入国家制定法体系，从而试图更全面地管控佛教及僧团。但事实上这一尝试的结果却并不理想，尤其表现在《道僧格》实效性之弱的问题上。

唐代文化多元融合，外来胡乐的广泛传播是中华文明对古印度文明和波斯文明的呼应和理解。西域文明的光芒借助音乐照射到唐人的情感中，体现为对自由的追求，这种不为他人只为自在感受的情感表达迥异于前后代。唐人接受胡乐是不同文明间的情感同构，也是不同地域情感融合的表达。作为唐人审美活动的投影，胡乐拥有与唐人情感相类似的形式，可以引起强烈的心理变化。胡乐的注入是实现情感共振的特殊途径，也是唐人对生命意识的外在表达，表现为唐人审美中的无限生命感。

本书在“问题—治理”的研究视角下，以唐代折变问题、逃税问题、漕政弊病、运河管理、军粮供给和贫富分化为中心，着重考察唐代财政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政府治理之策，分析唐代财政经济领域的政府监管政策及其得失。同时，挖掘中国古代政府管理财政经济的规律性内涵，为当代财经管理和政府改革提供经验教训，具有一定实际意义。

本书在“问题—治理”的研究视角下，以唐代折变问题、逃税问题、漕政弊病、运河管理、军粮供给和贫富分化为中心，着重考察唐代财政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政府治理之策，分析唐代财政经济领域的政府监管政策及其得失。同时，挖掘中国古代政府管理财政经济的规律性内涵，为当代财经管理和政府改革提供经验教训，具有一定实际意义。

黄正建，男，祖籍江苏兴化，1954年生。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唐长孺先生研习隋唐史，1981年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现为历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隋唐宋辽金元史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主要为唐史和敦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