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法史源》享誉西方史学界与法史学界，至今已约八十载。作为上世纪西方世界非常具影响力的汉学家和唐代法律史学家之一，宾格尔用德国法学家特有的“评注注释”工作方法，对新旧《唐书》的《刑法志》和《唐会要》进行了深入注解考证，完整揭示了唐代《刑法志》的立法体例、法律形式及刑案判决。作者从法学内部探讨了唐代法的渊源与解释，更凭借其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跳出法学教条探索中华法文化根基，展示了作者在说明唐代与法律有关相关史料时如何进行“评注注释”。这些注释也让读者了解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西方汉学界对中国传统法律的理解状况。 潘汉典、陈惠馨教授为中译本作序，认为是“传统中国法律的系统性与体系性之内涵吸引他（宾格尔）”，并评价“原著论述客观，研究深刻，译文淡雅流畅”。

《唐法史源》享誉西方史学界与法史学界，至今已约八十载。作为上世纪西方世界非常具影响力的汉学家和唐代法律史学家之一，宾格尔用德国法学家特有的“评注注释”工作方法，对新旧《唐书》的《刑法志》和《唐会要》进行了深入注解考证，完整揭示了唐代《刑法志》的立法体例、法律形式及刑案判决。作者从法学内部探讨了唐代法的渊源与解释，更凭借其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跳出法学教条探索中华法文化根基，展示了作者在说明唐代与法律有关相关史料时如何进行“评注注释”。这些注释也让读者了解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西方汉学界对中国传统法律的理解状况。 潘汉典、陈惠馨教授为中译本作序，认为是“传统中国法律的系统性与体系性之内涵吸引他（宾格尔）”，并评价“原著论述客观，研究深刻，译文淡雅流畅”。

商法根植于罗马法，在欧洲中世纪的城市法中逐渐确立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其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中世纪商业城市、封建专制君主制、资产阶级法典化和经济全球化等几个阶段。本书通过对商法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的介绍，向我们展示了原来在人们心目中具有极强技术性、实用性的商法也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商法的发展不仅体现了商业发展的逻辑，也同时体现了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迁的逻辑。

《<资治通鉴·唐纪>史源研究》以《资治通鉴·唐纪》史源作为对象，研究《唐纪》史源及司马光处理史源的方法、成就。 《<资治通鉴·唐纪>史源研究》分为如下部分： 一、从史学史角度分析《唐纪》的成书背景； 二、对《唐纪》的参据书进行目录学的考证； 三、分析司马光对《唐纪》参据书的态度，探究司马光史学考证的特点； 四、研究司马光剪裁、熔铸史源的原则与方法； 五、归纳《唐纪》处理史源的成就。最后总结《唐纪》及其史源的特点，概括司马光处理《唐纪》史源的意义。

简介：秦衡觉醒魔法后遇到了一本奇怪的书，他带着这邪恶的书和伙伴们抵御外来生物...“你这本书里怎么都是些奇奇怪怪的邪恶东西!”“...”

《罗马法史(2009年校订本)》显示着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严谨精神和伟大的创造力。它朴实的历史和理论研究以并存的法律制度的多元性这个一般问题为中心，这种多元性体现着在同一体系中相互共存的社会群体和组织原则的多元性。通过这种透视，格罗索超越了上个世纪和本世纪的法律历史编纂学，向前跨出伟大的一步。占主导地位的历史编纂学实际没有意识到罗马的国家事务与现代国家之间的根本差别，它根据现代国家的法观念去研究罗马的政治一法律经验。相反，格罗索的著作则明显承认家父的权力（potestas del pater familias）和共同体的权力（potestas del populus）均具有主权性，这种主权性分别表现在各种不同的组织原则（家父的意志，民众的立法，法学家的权威）中。显然，所有的人均参与到这种主权之中，而且存在数个创制法的中心，创制法的活动不是“专制的”，不...(展开全部)

从中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从法律家阶层的地位、法学文献的种类、司法与立法实务到哲学与法律思想的背景，维亚克尔在《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为观察重点》中追溯了近代私法的起源，展望了它后续的发展，体系开阔，叙述却纤细优雅。 维亚克尔依凭持之以恒的毅力，大师的技艺与惊人的激情完成了如下计划：根据素私法素材，叙说一个欧洲法律思想发展的故事，从中世纪的博洛尼亚直至当下。 这部经典之作的另一个成就在地，它阐明了法律思想与一般哲学思想之间的持续互动，如经院哲学和中世纪的法律科学、启蒙运动与理性法、古典主义与萨维尼历史学派。

本书以时间为线，详细讲解了中国宪法的发展演变历程，深入剖析了中国各阶层人士提出的宪法思想、制宪主张和激烈争论。通过中西宪法文化的比较，把握近代中国对宪法概念的独特理解、宪法的价值追求和基本过程，进而揭示中国宪法历史的发展规律。从西学东渐伊始，经历戊戌变法、预备立宪，至中华民国成立，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制宪活动，再至新民主主义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宪活动，展现了中国宪法百年风雨沧桑。

作者首先考察了国家的形成过程，从以血缘为纽带的原始人群发展成为原始部落即出现村落领土的此疆彼界，名为封，和邦是一个意思，本是生产生活单位，到私有制时代形成阶级剥削单位，为防止别邦的掠夺便形成国。《周礼详解·天官》注：“或而围之谓之国。”最初国家林立，到周时“尚凡千七百七十三国”，直到秦始皇才一统天下，始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体。与此同时，作者还专题讲述了婚姻、姓氏、宗族和亲属、阶级的发展变化。在前两者的基础上探明了法律形式的发展变化，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调整人们的行为规则是风俗习惯，直到五帝时代，邦牧代表邦人统治邦民，才有了制令，由统治者颁行，秦代有所谓法令、法式，但含义并不明确。汉代则混同礼制和律令，发展了战国以来的新法制，实行法家法律儒家化。唐代除律令外，还有格式，宋朝综括典章制度，分为敕令格式，明朝援引唐例，清代则又改为律、例二类。到民国时...(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