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禁毁书丛刊是编修《四库全书》期间被抽毁和全毁的书籍，其中以集部书占多数，部分著作实属中国文化之精品。其次是史部的书籍，其禁毁重点是关于辽事（入关前满汉关系）和南明史的著作，目的是企图抹杀、毁灭、篡改历史事实。经部、子部和丛书中的一些书籍在禁毁狂潮中也未能幸免。《四库禁毁书丛刊》具体地是以姚观元《清代禁毁书目》、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和陈乃乾《索引式的禁书总录》所著录的图书为主要收录范围。它不是清代所有禁书的总汇，不收录清乾隆以后的各种禁毁小说、戏曲。所收禁毁书以刻本、活字本、抄本为主,石印本、铅印本、影印原刻本酌情收录，点校本不予收录。本书共分十期，每期内依经、史、子、集四部排列。

李鼎祚，资中人。其生平不详，我们只知道他在唐朝中后期官至殿中侍御史，在位期间积极为统治者献计献策。安史之乱，他进《平胡论》，为讨伐安禄山等人出谋划策。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防止叛乱，又上奏在泸、晋、渝、合、资、荣等六州界险要之地置昌州。李鼎祚学术上精于经学，尤通象数易学，擅筮占。李鼎祚兄弟曾读书天州东四明山，后人曾名其读书地为读书台。《蜀故》卷12说他“以经学称于时”。在代宗登极后，他将撰成的《周易集解》献于朝。同时，他曾推演六壬五行，撰成《连珠明镜式经》十卷，说明他对象数易学及术数理论颇有研究。据《蜀故》记载，他“预察胡人判亡之日期无爽毫发，象数精深，盖如此然”。由此他被召拜为拾遗。

李鼎祚，资中人。其生平不详，我们只知道他在唐朝中后期官至殿中侍御史，在位期间积极为统治者献计献策。安史之乱，他进《平胡论》，为讨伐安禄山等人出谋划策。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防止叛乱，又上奏在泸、晋、渝、合、资、荣等六州界险要之地置昌州。李鼎祚学术上精于经学，尤通象数易学，擅筮占。李鼎祚兄弟曾读书天州东四明山，后人曾名其读书地为读书台。《蜀故》卷12说他“以经学称于时”。在代宗登极后，他将撰成的《周易集解》献于朝。同时，他曾推演六壬五行，撰成《连珠明镜式经》十卷，说明他对象数易学及术数理论颇有研究。据《蜀故》记载，他“预察胡人判亡之日期无爽毫发，象数精深，盖如此然”。由此他被召拜为拾遗。

《汉上易传》，又名《汉上易集传》，南宋朱震撰，宋代集象数易学之大成的解经之作。《汉上易传》，《进表》原作九卷，《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皆作十一卷，附《卦图》三卷及《丛说》一卷。朱震以象数易为易学的正统，充分肯定汉易，排斥王弼易学体系。他将程颐易学归于象数系统，自谓该书以程颐《易传》为宗，和会邵雍、张载之易学，兼采汉魏以降诸家易说，"包括异同，补苴罅漏，庶几道离而复合"。全书解说经传皆偏重于象数易，所附《卦图》以四十四幅图解说《易传》文句，《丛说》则是对各家解释经传的评论，亦皆主象数派观点。

李东阳(1447～1516) 字宾之，号西涯，谥文正。祖籍湖广茶陵（今属湖南），汉族，明朝长沙府茶陵州人。明代中后期，茶陵诗派的核心人物，诗人、书法家、政治家。历任弘治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作爲編纂《四庫全書》最重要的“副産品”之一，《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總目》）堪稱我國古代目録學的集大成之作。自乾隆三十八年四庫開館分纂官開始撰寫提要稿，到乾隆六十年浙本、殿本《總目》先後刊行，二十多年間四庫提要始終處於一個動態的纂修過程之中。據《纂修四庫全書檔案》記載，《總目》至少曾於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參第一七一檔）、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參第七五七至七六〇檔）、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參第八九六、八九七檔）三次進呈御覽。又於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奏請趕繕四份分陳北四閣（參第八九七檔），至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抄成第一份（參第九六二檔）。《總目》編纂的過程脉絡依稀可尋。理論上，編纂的每一階段《總目》都應存在相對應的稿抄本，但留存至今者并不多見，這也是導致人們無法認清《總目》編纂具體過程的重要原因。 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以歷次全國性的古籍普查登記工作爲...(展开全部)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杨廷和之子，公认为明朝三大才子之一， 明代文学家，汉族，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祖籍江西庐陵。少年时聪颖，11岁能诗，12岁拟作《古战场文》，人皆惊叹不已。入京作《黄叶》诗，为李东阳所赞赏。正德六年(1511)，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豫修"武宗实录"，禀性刚直，每事必直书。武宗微行出居庸关，上疏抗谏。世宗继位，任经筵讲官。嘉靖三年(1524)，众臣因“大礼议”，违背世宗意愿受廷杖，杨慎谪戍云南永昌卫，居云南30余年，死于戍地。

《四库全书》精选集是中国古代文化星空中最为璀璨夺目的瑰宝，全书以经、史、子、集四部为纲，体系完备，分类精当，它如同一座知识的宝库，为后世学者研究古代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与重要的参考，其影响深远，泽被千秋，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四库提要辨证》全书四百九十篇，其中经部六十一篇，史部一百八篇，子部二百十七篇，集部一百三篇，可以说他关注的重点，是在子、史二部，与清人的偏重经学小学有所不同。从所涉时代来看，包括了从上古到清代的各个时期，但以宋人著作为最多，达230种，接近全书的一半。凡此均可看出作者在博通中有所专擅的方面。《四库提要辨证》所涉博大精深，对近五百种书中的各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作出了精当科学的解析。所涉如一书作者之归属、成书之始末、内容之分合、流传之完残、传本之真伪等，都有很具体的指正和发明。应该说，《四库提要》中带有明确的倾向性的偏失是很明显的，如以汉学正统之立场贬抑宋学，对西学一知半解地轻率讥评等，批评较为容易，余先生对此虽所见十分明切，但因议论可因所见不同而发挥，毋庸逐一讨论或批评，故一般较少计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