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冊 國立中央研究院章程 民國間鉛印本 國立中央研究院組織法及籌備經過 民國間鉛印本 國立中央研究院概況：民國十七年六月至三十七年六月 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鉛印本 國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總報告（上） 國立中央研究院文書處 編 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 民國十七年（1928）鉛印本 第二冊 國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總報告（下） 國立中央研究院文書處 編 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 民國十七年（1928）鉛印本 國立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總報告 國立中央研究院文書處 編 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民國十八年（1929）鉛印本 第三冊 國立中央研究院十九年度總報告 國立中央研究院文書處 編 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民國十九年（1930）鉛印本 第四冊 國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年度總報告 國立中央研究院文書處 編 南京...(展开全部)

全四册，每种书附书影及题跋书影等图片。

本书为翼鹏先生长期任职国立中央图书馆时, 将该馆十几万册 善本图书一一考订编校而成的善本书目.其完善, 精 审的编辑体例, 为日后学界编篡中文善本书目的典范.

本书为翼鹏先生长期任职国立中央图书馆时, 将该馆十几万册 善本图书一一考订编校而成的善本书目.其完善, 精 审的编辑体例, 为日后学界编篡中文善本书目的典范.

本书分30册，收录国家图书馆藏题跋类古籍67种，多为明、清及民国时期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或学者的著作。本书所影印版本包括大量的刻本以及少数的抄本和稿本。书后附《题跋篇名索引》，便于查阅。对于研究古代文献、古籍版刻源流及书籍校勘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西元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圓籙在敦煌莫高窟一洞窟甬道的牆中發現一個廢棄的耳窟，其中裝滿了古代的遺書與文物。這個耳窟，就是後來舉世聞名的藏經洞。王道士的這一發現，與甲骨文、漢簡、故宮大内檔案一起，被列爲近代中國的四大學術發現。 國運衰則文運衰。敦煌遺書的發現沒能得到中國有關人士的重視，一些外國探險家卻聞風而來，以種種不光彩手段騙得大批敦煌遺書與其他文物，捆載以去。迨消息傳到北京，在學者們的呼籲下，1910年，清政府學部咨甘肅學台，令將洞中殘卷悉數解京，移藏部立京師圖書館，亦即今天的中國國家圖書館。 敦煌解京的這批遺書成為國家圖書館敦煌特藏的主體。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文化部陸續將散藏於各地及散逸於民間的不少敦煌遺書調撥或收購後移交國家圖書館；諸多人士亦紛紛將自己珍藏的敦煌遺書捐贈給國家圖書館；自上個世紀四十...(展开全部)

本书收入国家图书馆藏常熟翁氏家书十余种，其中包括《常熟翁氏书札诗翰》、《常熟翁氏家书》、《瓶庐书札》、《十四家书札》、《三十一家书札》、《同光之际名人尺牍》、《翁文恭公手札》、《常熟翁氏藏稿》、《翁斌孙友朋书札》、《瓶隐庐遗札》、《常熟翁相国手札》、《翁松禅手札》等，涉及内容大至朝政，小至家事，对研究翁同龢及其家族政治、社会活动，进而研究晚清政局、重大历史事件，具有很高价值。

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西元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圓籙在敦煌莫高窟一洞窟甬道的牆中發現一個廢棄的耳窟，其中裝滿了古代的遺書與文物。這個耳窟，就是後來舉世聞名的藏經洞。王道士的這一發現，與甲骨文、漢簡、故宮大内檔案一起，被列爲近代中國的四大學術發現。 國運衰則文運衰。敦煌遺書的發現沒能得到中國有關人士的重視，一些外國探險家卻聞風而來，以種種不光彩手段騙得大批敦煌遺書與其他文物，捆載以去。迨消息傳到北京，在學者們的呼籲下，1910年，清政府學部咨甘肅學台，令將洞中殘卷悉數解京，移藏部立京師圖書館，亦即今天的中國國家圖書館。 敦煌解京的這批遺書成為國家圖書館敦煌特藏的主體。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文化部陸續將散藏於各地及散逸於民間的不少敦煌遺書調撥或收購後移交國家圖書館；諸多人士亦紛紛將自己珍藏的敦煌遺書捐贈給國家圖書館；自上個世紀四十...(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