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西元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圓籙在敦煌莫高窟一洞窟甬道的牆中發現一個廢棄的耳窟，其中裝滿了古代的遺書與文物。這個耳窟，就是後來舉世聞名的藏經洞。王道士的這一發現，與甲骨文、漢簡、故宮大内檔案一起，被列爲近代中國的四大學術發現。 國運衰則文運衰。敦煌遺書的發現沒能得到中國有關人士的重視，一些外國探險家卻聞風而來，以種種不光彩手段騙得大批敦煌遺書與其他文物，捆載以去。迨消息傳到北京，在學者們的呼籲下，1910年，清政府學部咨甘肅學台，令將洞中殘卷悉數解京，移藏部立京師圖書館，亦即今天的中國國家圖書館。 敦煌解京的這批遺書成為國家圖書館敦煌特藏的主體。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文化部陸續將散藏於各地及散逸於民間的不少敦煌遺書調撥或收購後移交國家圖書館；諸多人士亦紛紛將自己珍藏的敦煌遺書捐贈給國家圖書館；自上個世紀四十...(展开全部)

本书所收的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为斯坦因第二次、第三次中亚探险获得。斯坦因到敦煌时，藏经洞还没有遭受大规模的扰动，而斯坦因又是第一个大批得到敦煌遗书的人。所以，英国收藏的敦煌遗书，不但具有数量多、质量高、文献种类丰富等特点，不少遗书还附有当年斯坦因的原始现场记录。对研究藏经洞内敦煌遗书的原状、藏经洞敦煌遗书的性质具有特殊的价值。英国的14000多号敦煌遗书，其中7000多号为台湾曾经影印过，但因为影印质量问题，严重影响研究者使用；其余6000多号，绝大部分都没有公布过，此次收入图录，乃第一次公布。本书的出版，将为中国中古史诸多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历史、宗教、政治、经济、文学、语言、文字、社会、法律、音韵、医药、音乐、美术、舞蹈、以及民族史、边疆史、中外关系乃至书法、绘画等提供了大量的新鲜资料，将推动这些领域研究的迅猛发展。本书附有国内敦煌专家方广錩先...(展开全部)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研究论著目录索引(1900-2001)》收录了1910—2001年国内外发表的有关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研究论文、专著8576条，以馆藏编号为排检顺序。收录原则是：凡在论著中出现的千字文卷号均作著录，其中包括：引用、目录、校勘、研究等。著录内容依次为：一、千字文号：馆藏敦煌遗书向以千字文编号，长期以来已为海内外敦煌学者所熟用，故本索引仍沿其例，按千字文顺序而排列，也包括较晚编目所用新字号、简编号、临字号等馆藏编号，总之，以作者论著中出现的原始馆藏编号为准。二、论着责任者、三、论著篇名、四、出处、五、出版者、六、出版年月、七、页码。本索引后附有《著者索引》，依姓氏汉语拼音为序排列，以便检索。序号前加臀者为后增加条目。

該對照索引涵蓋中國國家圖書館敦煌遺書現有的所有編號，共編制9個表格，每個表格均以某一種編號為序，依次羅列文獻名稱、與該編號相對應的其他所有編號、該文獻圖版現在大型圖錄《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中的冊次。這樣，無論知道某遺書的哪一種編號，均可對應查索到該遺書的其他編號。

本书分30册，收录国家图书馆藏题跋类古籍67种，多为明、清及民国时期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或学者的著作。本书所影印版本包括大量的刻本以及少数的抄本和稿本。书后附《题跋篇名索引》，便于查阅。对于研究古代文献、古籍版刻源流及书籍校勘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本书收入国家图书馆藏常熟翁氏家书十余种，其中包括《常熟翁氏书札诗翰》、《常熟翁氏家书》、《瓶庐书札》、《十四家书札》、《三十一家书札》、《同光之际名人尺牍》、《翁文恭公手札》、《常熟翁氏藏稿》、《翁斌孙友朋书札》、《瓶隐庐遗札》、《常熟翁相国手札》、《翁松禅手札》等，涉及内容大至朝政，小至家事，对研究翁同龢及其家族政治、社会活动，进而研究晚清政局、重大历史事件，具有很高价值。

《国家图书馆藏陈介祺书札》集结国图藏陈介祺书札稿本两种十三册，首次原色、原大、原貌完整呈现，共计120通、460纸。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研究馆员曹菁菁全文释读，并对馆藏陈介祺往来书札进行了全面考察和梳理。是国图最新研究成果的首次刊布，更是研究晚清金石学发展的重要史料。

该书从国图所藏明清时期十余位出使琉球的使臣及随从的文集中辑录整理出与琉球相关的诗文记载汇为一编，与我社此前已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正编、续编相互补充，同为研究中国对外关系史，尤其是中琉关系史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黄易（清乾隆九年—嘉庆七年），字大易，号小松、秋盦，又号秋影庵主、散花滩人，浙江钱塘人，清代中期著名的书法家、篆刻家、金石学家，在书法、绘画、篆刻、碑拓、考古、金石文字等领域建树颇多，与钱大昕、王昶、翁方纲、孙星衍并称清代“金石五家”，与丁敬、蒋仁、奚冈等并称“西泠八家”。有《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嘉庆、道光、光绪三种刻本）、《小蓬莱阁金石目》（稿本）、《秋盦词草》、《小蓬莱阁诗》、《秋盦剩稿》（清末丛书本）等传世。 金石学是清代学术的显学，同时也是清中期以后的学术根基之一，众多学者投身与此，名家辈出。而在当时，众多金石学者之间的交往是一件重要且复杂的学术文化活动，涉及面广、人员关系复杂、交往内容丰富，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所谓的“金石文化圈”。而在乾嘉时期，黄易正是这个文化圈的核心和代表人物。钱大昕在所作《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序》中就说：“海内研精金石文字与...(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