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印出版国家图书馆藏珍稀民族古籍，包括佉卢文的木牍，焉耆-龟兹文的九世纪前写本残叶，于阗文的十世纪前写本《陀罗尼经》一卷，粟特文的封签，唐元和九年刻石清末拓本的三种文字（汉文、突厥文、粟特文）《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明永乐九年刻本的藏文《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十世纪写本的回鹘文《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元活字本的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清抄本察合台文的《纳瓦依诗集》，辽乾统元年刻石民国拓本契丹文《辽道宗耶律洪基哀策》，金泰和六年刻石清拓本女真文的《奥屯良弼饯饮题名跋》，回鹘式蒙古文《高昌馆课》，八思巴文《译语·八思巴字汇》，近代蒙古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托忒蒙古文《优恤土尔扈特部众碑》，明嘉靖四十四年抄本彝文《六部经书》，明刻本彝文《劝善经》，满文《御制资政要览》，抄本东巴文、哥巴文《创世纪》，清抄本傣文《大藏经》，清抄本水族文《历法》，梵...(展开全部)

本书分30册，收录国家图书馆藏题跋类古籍67种，多为明、清及民国时期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或学者的著作。本书所影印版本包括大量的刻本以及少数的抄本和稿本。书后附《题跋篇名索引》，便于查阅。对于研究古代文献、古籍版刻源流及书籍校勘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本书分30册，收录国家图书馆藏题跋类古籍67种，多为明、清及民国时期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或学者的著作。本书所影印版本包括大量的刻本以及少数的抄本和稿本。书后附《题跋篇名索引》，便于查阅。对于研究古代文献、古籍版刻源流及书籍校勘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本书收入国家图书馆藏常熟翁氏家书十余种，其中包括《常熟翁氏书札诗翰》、《常熟翁氏家书》、《瓶庐书札》、《十四家书札》、《三十一家书札》、《同光之际名人尺牍》、《翁文恭公手札》、《常熟翁氏藏稿》、《翁斌孙友朋书札》、《瓶隐庐遗札》、《常熟翁相国手札》、《翁松禅手札》等，涉及内容大至朝政，小至家事，对研究翁同龢及其家族政治、社会活动，进而研究晚清政局、重大历史事件，具有很高价值。

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西元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圓籙在敦煌莫高窟一洞窟甬道的牆中發現一個廢棄的耳窟，其中裝滿了古代的遺書與文物。這個耳窟，就是後來舉世聞名的藏經洞。王道士的這一發現，與甲骨文、漢簡、故宮大内檔案一起，被列爲近代中國的四大學術發現。 國運衰則文運衰。敦煌遺書的發現沒能得到中國有關人士的重視，一些外國探險家卻聞風而來，以種種不光彩手段騙得大批敦煌遺書與其他文物，捆載以去。迨消息傳到北京，在學者們的呼籲下，1910年，清政府學部咨甘肅學台，令將洞中殘卷悉數解京，移藏部立京師圖書館，亦即今天的中國國家圖書館。 敦煌解京的這批遺書成為國家圖書館敦煌特藏的主體。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文化部陸續將散藏於各地及散逸於民間的不少敦煌遺書調撥或收購後移交國家圖書館；諸多人士亦紛紛將自己珍藏的敦煌遺書捐贈給國家圖書館；自上個世紀四十...(展开全部)

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西元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圓籙在敦煌莫高窟一洞窟甬道的牆中發現一個廢棄的耳窟，其中裝滿了古代的遺書與文物。這個耳窟，就是後來舉世聞名的藏經洞。王道士的這一發現，與甲骨文、漢簡、故宮大内檔案一起，被列爲近代中國的四大學術發現。 國運衰則文運衰。敦煌遺書的發現沒能得到中國有關人士的重視，一些外國探險家卻聞風而來，以種種不光彩手段騙得大批敦煌遺書與其他文物，捆載以去。迨消息傳到北京，在學者們的呼籲下，1910年，清政府學部咨甘肅學台，令將洞中殘卷悉數解京，移藏部立京師圖書館，亦即今天的中國國家圖書館。 敦煌解京的這批遺書成為國家圖書館敦煌特藏的主體。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文化部陸續將散藏於各地及散逸於民間的不少敦煌遺書調撥或收購後移交國家圖書館；諸多人士亦紛紛將自己珍藏的敦煌遺書捐贈給國家圖書館；自上個世紀四十...(展开全部)

本书收入国家图书馆藏常熟翁氏家书十余种，其中包括《常熟翁氏书札诗翰》、《常熟翁氏家书》、《瓶庐书札》、《十四家书札》、《三十一家书札》、《同光之际名人尺牍》、《翁文恭公手札》、《常熟翁氏藏稿》、《翁斌孙友朋书札》、《瓶隐庐遗札》、《常熟翁相国手札》、《翁松禅手札》等，涉及内容大至朝政，小至家事，对研究翁同龢及其家族政治、社会活动，进而研究晚清政局、重大历史事件，具有很高价值。

《国家图书馆藏陈介祺书札》集结国图藏陈介祺书札稿本两种十三册，首次原色、原大、原貌完整呈现，共计120通、460纸。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研究馆员曹菁菁全文释读，并对馆藏陈介祺往来书札进行了全面考察和梳理。是国图最新研究成果的首次刊布，更是研究晚清金石学发展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