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湖北省随州市曾侯乙墓（擂鼓墩1号墓）发掘报告

1978年，湖北随州一公里处发现了一座战国前期的大型陵墓——曾侯乙墓，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乐器、礼器、兵器、金器、玉器、车马器以及漆木竹器，另外还有一些竹简，共计一万五千件。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个古墓出土了规模巨大、保存完好的古代打击乐器——曾候乙编钟（现藏武汉市的湖北省博物馆），这套编钟为青铜铸造，共65件，重2500多公斤，设计精巧，造型壮观。虽然在地下埋藏了2400多年，但它的音质还是很好。编钟的出土令世界震惊，被誉为“世界奇观中独一无二的珍宝”，“古代世界的第八奇迹”。曾候乙编钟是我国古代文明的优秀结晶，它的出土填补了我国在考古学、音乐史和冶炼史上的许多空白，在国内外学术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此后，随州也因此而被人们称为“古乐之乡”。本书记载了曾侯乙墓的挖掘过程并展示了其中部分文物的图片。

曾侯乙墓是战国早期曾国国君曾侯乙的墓葬。1978年，曾侯乙墓被考古 发掘队开启，编钟等古乐器的出土，是中国音乐史和世界音乐史上的空前 大发现。本书作者谭维四是当年曾侯乙墓考古发掘队队长，自始至终主持 并参与了田野考古发掘与室内整理研究的全过程，他以动人的文字，讲述了发掘过程中的趣闻与秘辛，将出土文物千年不灭的魅力娓娓道来。

湖北隨縣於一九七八年在曾侯乙墓出土戰國時期的編鐘群共八組六十五枚。鐘上錯金銘辭，標記音階名及樂律名，凡二千八百餘字，伴出編磐亦有同類之銘辭。本書從文化史的角度，對鐘磬銘辭加以深入探討。從鐘銘上記載列國音律的歧異，來看樂律思想的演進，說明漢代鐘律學形成的來龍去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考古工作，完全改写了湖北的历史，证实这里同样是中华文明的生长点。两个完整的、距今100万年的直立人——“郧县人”头骨的发现，证明这里也是探索人类起源最重要的地区之一；距今5000年的“屈家岭文化”以发达的稻作农业，功能齐全的史前城址，昭示这里同样是文明起源的发源地；商代的“盘龙城”、两周时期的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和被誉为“地下乐宫”的曾侯乙墓的发现，说明这里的青铜文明同样绚丽多彩；江陵纪南城、望山楚墓、马山楚墓.荆门包山楚墓、郭店楚墓，枣阳九连墩楚墓等重要考古发现，印证楚文化曾在湖北地区达到鼎盛时期；大量秦汉至唐宋遗存的发现，以及明代楚昭王、郢靖王和梁庄王等一批明代藩王墓的发掘.丰富了地方文化历史的研究资料。

《曾侯乙墓竹简释文补正暨车马制度研究》在充分吸收其他学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竹简文本进行了综合整理（含编联调整与文字补释），同时以简文内容的解读与阐释为基础，从车马兵甲的对应关系、车名与马名、车马器、车与马的配驾、兵车编队五个方面入手，结合传世文献、其他出土文献材料及考古发掘材料，对简文所藴含的车马制度进行了综合考察与研究，是一部关于楚系简牍文字与先秦车马制度的力作。 曾侯乙墓竹简共有215支，是我国经考古发掘的时代最早的竹简，也是丧葬类简中数量最多的一批，其主要内容是关于随葬仪而陈列的车马兵甲的记録，包含的内容主要有车名、马名、御者及其官职、车的构件与配件、马用器具、车与马的配驾、赗赠车马的种类与数量、兵器与甲胄的配置及木俑等方面，并藴涵一些关于车政、马政及车战阵形方面的信息。这部分材料对于我们探讨东周时代的车马制度、职官制度、丧葬制度及其他相关...(展开全部)

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随州擂鼓墩发现了举世闻名的曾侯乙墓，墓中出土的一万多件青铜器、漆木器、金玉器震惊世界。以编钟、尊盘、九鼎八簋、《二十八宿图》衣箱、十六节龙凤纹玉佩为代表的精美文物，不仅较全面印证了中国先秦时期的礼乐制度，其体现的音乐、科技、艺术成就也是人类“轴心时代”文明的杰出代表。因此曾侯乙墓被公认为20世纪世界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曾侯乙墓发掘和整理、研究过程中，谭维四等老一辈考古学家与来自音乐、古文字、科学技术史等不同学科的学者紧密合作，极大地推动了相关学科的发展。 金声玉振，盛世回响。今年是曾侯乙墓发掘四十周年。四十年来，曾侯乙墓出土文物，特别是曾侯乙编钟的研究不断推进。与此同时，曾国考古取得了重大进展，成果丰硕。擂鼓墩二号墓、叶家山，郭家庙、苏家垄，文峰塔等曾国墓地、遗址的发现，引起学界极大关注，曾国研究新作迭出，方兴未艾。“...(展开全部)

还记得2010年《国家记忆》中那些从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中辑选的五百多张震撼人心的照片吗？2012年，编者章东磐带领他的编委会，从缅甸、印度、“飞虎队”、民生、墓地、敌人六个主题入手，辑选了364张照片，首次公开， 震撼登陆！ 与《国家记忆》相比，《国家记忆2》更注重挖掘图片背后的故事，那些改变历史进程的人物，那些在战乱中顽强生活的百姓，那些在异国为了抗击侵略者而骨留异域的战士，他们是谁？来自哪里？他们在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有着怎样的遭遇？《国家记忆2: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都将一一带您揭秘！ 此书献给为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而献出宝贵生命的中国军人和盟军军人！

文化记忆研究领域的一部原创力作，赵静蓉教授的新著，就国家记忆的生成机制与经典建构、数字时代国家记忆的危机和未来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数字时代，我们如何以及为什么要记忆？是什么形塑、建构和控制了我们的记忆？媒介的变化，尤其是新媒体技术（网络、微博、微信等）的出现，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记忆的形态以及记忆与权力的关系、记忆的储存和传播方式？这些是或将是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热点话题。 记忆的主体是每一个鲜活的个体，但国家通过“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的种种方式引导和塑造着个体记忆，从区域、情感、社会、道德等各个方面影响着个体记忆，从而构成了个体记忆的“结构或框架”，并最终形成了在文化上具有同质性、在政治上具有统一性、在情感伦理上具有同一性的国家记忆。 -- 从一系列社会和文化现象来看，“国家记忆”已经慢慢地变成了国人日常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