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四册，每种书附书影及题跋书影等图片。

本书为翼鹏先生长期任职国立中央图书馆时, 将该馆十几万册 善本图书一一考订编校而成的善本书目.其完善, 精 审的编辑体例, 为日后学界编篡中文善本书目的典范.

本书为翼鹏先生长期任职国立中央图书馆时, 将该馆十几万册 善本图书一一考订编校而成的善本书目.其完善, 精 审的编辑体例, 为日后学界编篡中文善本书目的典范.

古籍题跋的盛行是在清代，这从现存古籍题跋大都是清人所为的表象中即可得出结论。而究其根本，是因为目录、版本、校勘之学真正成为专门、成为显学是在清代，而这又与清代汉学的兴盛有着密切关系。汉学家们整理古籍，由群经而至于子史集类，莫不以辨别真伪为要务，于是检目录、择版本、施校勘成为做学问的必要前提。每得一书，有所发明，便缀语题识其上，或叙版本异同，或辨字句讹误，或阐著书旨意，或述撰人仕履。而风气所及，又不局限于专门学问之家。洪北江谓藏书家类分五等，则撰写题跋者亦是如此。故于藏书之源流，刻印之精粗，流传之多寡，价值之贵贱，乃至与书籍相关的友朋交往，经济生活，在题跋中亦每有论述。可见古籍题跋内容之丰富多彩，其有助于后人治学实非浅尠。清代以降，辑刻题跋成为风气，然偏于私家者多，涉及公藏者少，在今天看来，其信息资源远不敷大规模研究整理古籍之需求。 上海图书馆藏有古籍...(展开全部)

古籍题跋的盛行是在清代，这从现存古籍题跋大都是清人所为的表象中即可得出结论。而究其根本，是因为目录、版本、校勘之学真正成为专门、成为显学是在清代，而这又与清代汉学的兴盛有着密切关系。汉学家们整理古籍，由群经而至于子史集类，莫不以辨别真伪为要务，于是检目录、择版本、施校勘成为做学问的必要前提。每得一书，有所发明，便缀语题识其上，或叙版本异同，或辨字句讹误，或阐著书旨意，或述撰人仕履。而风气所及，又不局限于专门学问之家。洪北江谓藏书家类分五等，则撰写题跋者亦是如此。故于藏书之源流，刻印之精粗，流传之多寡，价值之贵贱，乃至与书籍相关的友朋交往，经济生活，在题跋中亦每有论述。可见古籍题跋内容之丰富多彩，其有助于后人治学实非浅尠。清代以降，辑刻题跋成为风气，然偏于私家者多，涉及公藏者少，在今天看来，其信息资源远不敷大规模研究整理古籍之需求。 上海图书馆藏有古籍...(展开全部)

苏州图书馆收藏有二千二百余部二万二千余册善本，有题跋者达二百三十余部，其中不少为名家手书题跋，不仅有重要文献价值，还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这些题跋有些已经发表过，但大多数尚未公开。本书收录了苏州图书馆所藏有手书题跋（包括题诗、观款和过录题跋）的善本二百一十部，大体依《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分类编次，首列分类目录，次为原书书影、题跋图版及题跋释文。近人著作及题跋，虽超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收录范围，本书仍予收录，以存文献。出于鉴定版本之需，各书题跋之前，均冠以原书书影一帧，一般采自卷端或其它有代表性之页。各书之著录含书名、卷数、著者、版本及批校题跋诸项，并著录馆藏索书号，以便读者查阅。一书有多人题跋者，以其所在原书位置序次。题跋释文后，附以题跋者的生平简介。

苏州图书馆收藏有二千二百余部二万二千余册善本，有题跋者达二百三十余部，其中不少为名家手书题跋，不仅有重要文献价值，还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这些题跋有些已经发表过，但大多数尚未公开。本书收录了苏州图书馆所藏有手书题跋（包括题诗、观款和过录题跋）的善本二百一十部，大体依《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分类编次，首列分类目录，次为原书书影、题跋图版及题跋释文。近人著作及题跋，虽超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收录范围，本书仍予收录，以存文献。出于鉴定版本之需，各书题跋之前，均冠以原书书影一帧，一般采自卷端或其它有代表性之页。各书之著录含书名、卷数、著者、版本及批校题跋诸项，并著录馆藏索书号，以便读者查阅。一书有多人题跋者，以其所在原书位置序次。题跋释文后，附以题跋者的生平简介。

第一冊 國立中央研究院章程 民國間鉛印本 國立中央研究院組織法及籌備經過 民國間鉛印本 國立中央研究院概況：民國十七年六月至三十七年六月 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鉛印本 國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總報告（上） 國立中央研究院文書處 編 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 民國十七年（1928）鉛印本 第二冊 國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總報告（下） 國立中央研究院文書處 編 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 民國十七年（1928）鉛印本 國立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總報告 國立中央研究院文書處 編 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民國十八年（1929）鉛印本 第三冊 國立中央研究院十九年度總報告 國立中央研究院文書處 編 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民國十九年（1930）鉛印本 第四冊 國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年度總報告 國立中央研究院文書處 編 南京...(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