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专志是地方志的变种，较之于地方志的相关内容更为翔实和专业。本刊所收录的130余种地方金石志，多出自谙熟乡邦文献的大家名家之手，如缪荃孙、金毓黻、徐世昌等。 但该类文献在刊刻、保存和流传方面较之地方志，有相当一部分处于抄本稿本状态，即使刊印，亦书品较次，流传甚少。赖国家图书馆多年的极力收藏与保护。 今辑而刊之，为金石研究乃提供第一手的文献资料。

简介：跟随主角来看看一些文物的故事吧在默不作声的文物背后，他们又见证了哪些故事呢？来看看不一样的历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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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北方地区，包括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区、市），大多是蒙古入主中原后施行统治较早的地区，也是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政治、军事等重心所在。开展元代北方地区金石碑刻遗存资料的抢救、发掘和整理工作，有益于元代文史研究，便于把元代多元文化更全面地展现出来，为传承与弘扬中华文明尽绵薄之力。 《元代北方金石碑刻集成》着力于金石碑刻遗存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实景照片、拓片图版、录文、考校皆备。《京津卷》收录京津地区元代石刻一五六通（件）。其中北京市一五二通，天津市四通。有纪年者一二七通，始于窝阔台汗五年（1233），迄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本卷是对京津地区元代碑刻遗存的全面整理，所刊布的石刻是研究元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珍贵资料，对元大都研究有重要学术价值。

阮元前後任官浙江十餘年，任內以幕府招聚學者文士，大興文教，編集撰述。阮元篤好金石，任官浙江後，主持搜訪兩浙地区金石文字，派工摹拓，趙魏、何元錫、許宗彦參與考證編撰，於嘉慶十年（一八〇五）編撰《兩浙金石志》成書。道光四年（一八二四），阮元時任湖廣總督，命廣東按察使李澐主持於廣州刊刻此書，是爲道光四年李澐刻本。 《兩浙金石志》收録自秦至元至正金石銘文，種類有石刻、碑文、造像、塔記、經幢、題字、磚文、鐘銘、銅器、印文等。目録統計共六百五十八種，實際所收六百八十種 此次出版《兩浙金石志》，選用浙江圖書館藏浙江書局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刻本，影印出版。該刻本收有阮元子阮福編《兩浙金石志補遺》一卷。

本刊所收录的50余种地方经籍志（线装200余册），多出自谙熟乡邦文献的大家名家之手，如卢文弨、吴骞、孙诒让、管廷芬、丁祖荫、缪荃孙、金毓黻、徐世昌等。涉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河南、吉林等全国各地，如《大清畿辅书征》、《太原艺文目録》、《长白艺文志》、《无锡先哲遗书目》、《台州经籍志》等等。本刊所涉古籍5万余种，多撰有提要，可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之缺。

《南汉金石志补征·南汉丛录补征》内容简介：当代的地方志工作，是一项具有延续性的长期事业，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建设系统工程。它不仅仅是编纂一部志书，更需要多方位地开展地情调查、地情研究和地情服务。只有这样，地方志的资政、存史、教化功能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在编纂广州市志的同时，还积极发动修志人员和社会力量广泛开展地情调查、积累地情资料、开展地情研究、提供地情咨询服务、编写地情丛书、整理旧志、进行方志理论研究等，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由于志书体例的局限性以及一部市志篇幅的限制，许多地情资料和地情研究成果不能人志。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将有关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以《广州史志丛书》的形式公开出版，为广州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本書係依據明憲宗以後明代各種律例刊本鈔本，將明孝宗弘治十三年所定問刑條例，及十三年以後至崇禎各朝所定例，凡曾與律合刻的，均彙集在一起，附於洪武三十年所定有關律條之後，以補會典之未備，使我們大致明瞭弘治問刑條例至明亡這段期間刑律的因革。

《识金石》一书为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研究馆员陶喻之集数十年研究之大成，基于数十年在一流博物馆之过眼珍赏，所做出的专业研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书法史串联起来。全书以时间为线索，分为“唐代石刻”“两宋丛帖”“诸葛亮法书刻帖”三个部分来讨论，将碑刻研究中的几个可究索而又有趣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的分析。 “唐代石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石刻是认识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社会观念、意识形态、书法艺术等众多方面的重要实证资料。金石学肇始、鼎盛于两宋，除关注秦汉以来历代碑刻研究，还开创出以刻帖传拓供学习古代和当朝名家法书的法帖时代。所以“两宋刻帖”这一部分是综述辑刻丛帖风习源流始末，其次探索跟几部重要集帖相关问题。“诸葛亮法书刻帖”的研究则是出于作者本人的兴趣来进行集中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