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欧美教会在中国创办了大学、中小学和各类职业学校，不仅为中国建立了最早的学科研究体系，如农学、化学、心理学专业等，还沟通了中西文化交流，为中国的教育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奠立了基础。此外，西方教育体系和思想，也培养了学生的爱国意识和自由意识，酿成了诸如脱离教会学校的“六三离校事件”，从中可以窥见20世纪上半叶的校园风云。

杨天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51年生，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85年开始在四川师范大学工作，先后担任教研室主任、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1994年被评为四川师范大学教书育人先进个人，2000年评为四川省劳动模范，2003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曾一次获四川省政府颁优秀教学成果奖，四次获四川省人民政府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94年、1995年、2001年三次被评为四川师大“科研十佳”。博士论文2003年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1995年被确定为四川省重点学科“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学术带头人，1997年被推举为四川省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历史学科组组长，省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同年获国务院...(展开全部)

顾卫民：1961年12月生，上海市人。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意大利历史科学委员会暨米兰国际关系史学会会员、中国宗教学会理事。著有《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1996年上海）、《刚恒毅在中国》（1998年意大利文版）、《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2001年北京）、《“礼仪之争”西文文献一百篇》（合译，2001年上海）。曾先后赴意大利宗座格里高利大学、罗马大学、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特兰托大学、英国阿伯丁大学及中国台湾地区辅仁大学、中原大学以及政治大学访学。

本书是对近代以来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研究的总结性著述。在对唐元明清的基督教传播进行概要介绍后，作者将近代中国的基督教传播与古代基督教传播史作了相应的对比，从而对作为外来文化意识形态的基督教信仰，以及作为外来社会力量的基督教会，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之间的歧异与趋同、冲突与调和，以及由此引起的对教会内部与中国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相互影响等问题，作了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

顾卫民：1961年12月生，上海市人。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意大利历史科学委员会暨米兰国际关系史学会会员、中国宗教学会理事。著有《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1996年上海）、《刚恒毅在中国》（1998年意大利文版）、《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2001年北京）、《“礼仪之争”西文文献一百篇》（合译，2001年上海）。曾先后赴意大利宗座格里高利大学、罗马大学、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特兰托大学、英国阿伯丁大学及中国台湾地区辅仁大学、中原大学以及政治大学访学。

本书分专题对近代中国基督教进行了研究。内容分四大块：1.基督教与近代政治；2.基督教与近代文化教育；3.基督教与近代社会；4.研究综述。其研究目的主要在于希望能有助于对近代中国社会边缘的人群和运动的理解。

《近代中国教育史料》脱稿于民国十五年冬，其时虽曾于报纸杂志中不时见“党化教育”之名，但其内容如何，因编者住居地（南京）尚未入国民，政府势力范围，受邮件检查之限制，极不易搜集具体材料以证实之。“党化教育”系由孙中山“以党建国”而来，为中国新教育史上之特殊事实，其影响于教育之各方面者甚大。虽此四字之含义尚未有法制上之严格规定，但从已有之法规政纲及行政人员之言论上，亦可窥见其趋向之一般。兹于整理清样之便，特将十六年八月以前之关于党化教育重要材料补录于第四册之末，额日《近代中国教育史料•补编》，略示党化教育之源渊与趋向。其详当俟《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续编也。

常有论者说起，中国本无宗教，对中国而言，宗教都是外来货。又有论者更说，中国人天生只有道德感，而无宗教感。精深博大如德哲黑格尔，亦有此说。事实真是如此吗?本书即给出我们一个科学严谨又通俗易懂的有关此问题的答案。本书的出版对于宗教研究者和广大宗教爱好者来说，实属是一大幸事。

《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不仅对当时的中国教育史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于当代教育改革和思想史研究仍不乏启迪之功。舒新城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教育家。《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是舒新城的重要研究成果。他较为系统地阐述近代中国教育思想的演变特点与规律，勾画出中国近代教育思潮发展的大致轮廓。《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体现了舒新城的教育史学观和他对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发展规律的理解、认识和把握。

《冲突的解释》主要内容简介：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史学界对近代基督教的研究发生了重要的范式转移。一般而言，人们可以把这个变化概括为从无到有。从中国史学整体来看，这一领域从极度的边缘化逐渐变成了一块新的“边区”；专题研讨会和著作几乎可以追步当年一些史学热点问题的讨论。这种转变不仅包括了方法的转变和研究者背景的转变，也包括了研究主题的转变。从单向度地研究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冲突，扩展到多维度的研究其在文化、社会方面对中国的影响；从单纯的反洋教叙事转向对基督教与中国社会互动的研究，尽管这场互动是在两个人数规模极不相称、社会制度不同的群体之间进行的。80年代后，学界关心的问题不光是以前帝国主义如何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也注意考察基督教在中国到底进行哪些活动，中国人是怎样对待基督教或西方文化的输入的，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以及基督徒和教会团体同周围的社会环境之...(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