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收〈定邊左副將軍制度考〉、〈庫倫辦事大臣建制考〉、〈唐努烏梁海佐領考〉、〈喇嘛教在外蒙的發展和地位〉等四篇論文，為作者探討清代外蒙制度之研究成果，並以客觀的分析，對流傳已久的說法加以辯駁。

本书创造性地研究了南宋佛教制度文化及其在国内外特有的文化影响力问题，从三个角度展开讨论： 一是政府行政机制与寺院体制关系；南宋朝与户籍配套的僧籍体制、通过敕额进行合法寺数控制、敕差住持制度、寺院住持体制等，提高了佛教的社会文化影响力。二是寺院体制关系本身；嘉定年间出现的五山十刹体制及作为其外在物质形式的寺院建筑功能等，形成特定制度文化，成为佛教制度建设进程中的鼎盛期。三是寺院体制内部结构关系；因体制内涵的经营性质而体现的寺院经济经营模式，及其与社会经济系统互动的和谐性质，成为相应制度安排的特有表现， 研究视点从以往习见的僧团、教派转移到以寺院为主体，用详实的资料和鲜明的观点说明南宋佛教在与社会关系的和谐互动中建立的寺院体制，成为佛教发展迄今的基本制度。

《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主要内容简介：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研究，是西藏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它不是单纯地为了编篡历史来写它的历史。而是要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在对西藏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宗教状况加以分析的基础上，阐述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最后在何种条件下被废除的历史。

《商周制度考信》从史实出发，考见商周社会结构为族落组织普遍存在。由此而政治、军事、产业、文化等俱受宗法制度所制约；由此而王朝、政权体制乃具统一、集权和专制的性质，依此构成古代中国的历史特点。从而认为所谓中国古代存在方国联盟或城邦制度的政制等等，都不足信。书中深入剖析族落的发展形态——宗族，其阶级分化、对立，其政治作用及其成为古代社会政治文化的基础，说明其对社会发展不全是制约的一面。毋庸讳言，这种社会结构及所反映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却是历史前进的重负，给社会和人的创造力以严重束缚。今日，我们只能面对史实，不能用某种不存在的美好名称来加以回护；只能对实际存在的历史进行剖析，探源索流，揭示社会发展途径，当是历史研究的职责所在。

本書為探討商、周時代的社會制度。商代資料幾乎都採用殷墟甲骨文，西周則採用金文，並聯繫較早的文獻記載，以資參證。作者的目的在於將甲骨文與金文打通起來比較、考察，以便看清其來龍去脈。經過探討，得出商周社會制度乃一脈相承，西周承商而有所發展。並考見商周社會結構為部族組織普遍存在。由此而政治、軍事、產業、文化等俱受宗法制度所制約；由此而王朝、政權體制乃具統一、集權和專制的性質，依此構成古代中國的歷史特點。從而認定所謂中國古代存在方國聯盟，或城邦制度，或貴族民主的制度等等，都不足信。深具參考價值。

《北魏职官制度考》是在众多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史籍、政书、碑文与墓志中钩稽北魏的官名，在考述中，除每一职官都引述其出处并溯及其来源外，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如北魏前期京畿实行分部制问题、八部大夫与八部帅是否一回事的问题、道武明元时期尚书省的解散问题，以及如何理解罢尚书诸曹与诸外署设曹问题，均予以考释辨明。 北魏的官制，由于孝文帝时期制定的两个《职员令》都已亡失，到北齐的魏收撰《魏书》时已不甚明了。故《魏书》官氏志不载官府部门、官吏职司，仅记若干零星材料和孝文帝时期制定的两个《职员令》中的官品令。

《北魏职官制度考》是在众多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史籍、政书、碑文与墓志中钩稽北魏的官名，在考述中，除每一职官都引述其出处并溯及其来源外，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如北魏前期京畿实行分部制问题、八部大夫与八部帅是否一回事的问题、道武明元时期尚书省的解散问题，以及如何理解罢尚书诸曹与诸外署设曹问题，均予以考释辨明。 北魏的官制，由于孝文帝时期制定的两个《职员令》都已亡失，到北齐的魏收撰《魏书》时已不甚明了。故《魏书》官氏志不载官府部门、官吏职司，仅记若干零星材料和孝文帝时期制定的两个《职员令》中的官品令。

丛考的目的在于对汉魏一些制度问题，前人未提到的把它提出来，加以考证，写出正确结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它有补志、补表、解志、解表以至写志、写表的作用。能为后之治史者提供一些确凿可靠的材料，为他们作出正确结论提供方便。

《亚述赋役制度考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从解读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文献人手，在剖析各项赋役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的基础上，考察了亚述各种赋役制度的起源、发展演变的历程、赋役的内容、征发对象和征收方式等方方面面，还追溯了赋役豁免制度发展演变的历程，并总结了亚述赋役制度的特点与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