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徽州是一个峰峦重叠、烟云缭绕的山区。这里，林木葱笼，河流清澈；山间鸟道，起伏萦回；川上樯帆，往来穿织。就在这风景如画的钟秀之地，曾经孕育了颇具特色的新安文明。它不仅被誉为“文献之国”，而且又为商贾之乡。明朝人王世贞说过：“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这就是说，徽人从商，十居其七。 徽州商人在明代已经形成人数众多、势力较大的一个商帮，万历时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商贾之称雄者，江南则称徽州，江北则称山右。”（原文为“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可见，徽州商帮和山西商帮已是当时“称雄”于商界的两支劲旅。到了清代前期，徽商势力达于高峰，尤其是两淮盐场，徽商几执诸盐商之牛耳。据《歙县志》载，康(熙)、乾(隆)之际，“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就是明证。自嘉(庆)、道(光)之后，随着封建生产方式逐渐发生变化，商业经营方式也...(展开全部)

【前　　言】 徽州是一个峰峦重叠、烟云缭绕的山区。这里，林木葱笼，河流清澈；山间鸟道，起伏萦回；川上樯帆，往来穿织。就在这风景如画的钟秀之地，曾经孕育了颇具特色的新安文明。它不仅被誉为“文献之国”，而且又为商贾之乡。明朝人王世贞说过：“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这就是说，徽人从商，十居其七。 徽州商人在明代已经形成人数众多、势力较大的一个商帮，万历时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商贾之称雄者，江南则称徽州，江北则称山右。”（原文为“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可见，徽州商帮和山西商帮已是当时“称雄”于商界的两支劲旅。到了清代前期，徽商势力达于高峰，尤其是两淮盐场，徽商几执诸盐商之牛耳。据《歙县志》载，康(熙)、乾(隆)之际，“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就是明证。自嘉(庆)、道(光)之后，随着封建生产方式逐渐发生变化，商业经营方式也...(展开全部)

《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提取了徽州商人为特定的案例，通过对徽州的学校、书院、社会教化网络变化状况以及专门个案的研究，探讨了商人的经济活动对教育所产生的冲击。

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 中国早就自成“小世界” 空间差别分明。 两千年前， 司马迁便察觉都市经济 与商业发展的联系， 并肯定竞争乃属自然趋势： “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 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 虽说直到近代， 他还被“不患寡而患不均” 教条的信奉者斥作 “崇势利而羞贫贱” 但历史总似乎在作出相反结论。 王振忠的这部著作， 通过考察前近代中国 一个特殊商人群体的活动史， 表明那时的长江下游三角洲 在中国形成“第一世界”， 似属人为，实乃自然。 我欣赏这样坚持从历史本身 说明历史的著作 ――朱维铮

"“中国早就自成“小世界”，空间差别分明。两千年前，司马迁便觉察都市经济与商业发展的联系，并肯定竞争乃属自然趋势：“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幅 凑，不肖者瓦解。”虽说直到近代，他还被“不患寡而患不均”教条的信奉者斥作“崇势利而羞贫贱”，但历史总似乎在作出相反结论。 王振忠的这部著作，通过考察前近代中国一个特殊商人群体的活动史，表明那时的长江下游三角洲在中国形成“第一世界”，似属人为，实乃自然。我欣赏这样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的著作。”—— 朱维铮"

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 中国早就自成“小世界” 空间差别分明。 两千年前， 司马迁便察觉都市经济 与商业发展的联系， 并肯定竞争乃属自然趋势： “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 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 虽说直到近代， 他还被“不患寡而患不均” 教条的信奉者斥作 “崇势利而羞贫贱” 但历史总似乎在作出相反结论。 王振忠的这部著作， 通过考察前近代中国 一个特殊商人群体的活动史， 表明那时的长江下游三角洲 在中国形成“第一世界”， 似属人为，实乃自然。 我欣赏这样坚持从历史本身 说明历史的著作 ――朱维铮

"“中国早就自成“小世界”，空间差别分明。两千年前，司马迁便觉察都市经济与商业发展的联系，并肯定竞争乃属自然趋势：“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幅 凑，不肖者瓦解。”虽说直到近代，他还被“不患寡而患不均”教条的信奉者斥作“崇势利而羞贫贱”，但历史总似乎在作出相反结论。 王振忠的这部著作，通过考察前近代中国一个特殊商人群体的活动史，表明那时的长江下游三角洲在中国形成“第一世界”，似属人为，实乃自然。我欣赏这样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的著作。”—— 朱维铮"

本书立足于历史文献学，结合实地考察所获乡土史料及感性认识，从制度分析入手，首先探究了明清盐政制度之嬗变，对明代以来盐务中“占窝”的变迁，徽商与康熙、乾隆南巡及对两淮盐务的控制，“首总”制度之确立，睦姻任恤的“月折”制度与徽州盐商的变化等，一一条分缕析。在此基础上，追寻徽商奔逐于货利之场、从祖籍地缘转向新的社会圈的土著化进程，探讨了徽商与东南城镇、文化之递嬗演化轨迹。研究表明，徽商对明清时代的风俗移易、时迁世变，皆有着广泛且重要的影响。 中国早就自成“小世界”，空间差别分明。两千年前，司马迁便察觉都市经济与商业发展的联系，并肯定竞争乃属自然趋势；“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虽说直到近代，他还被“不患寡而患不均”教条的信奉者斥作“崇势利而羞贫贱”，但历史总似乎在作出相反结论。 王振忠的这部著作，通过考察前近代中国一个特殊商人群体的活动...(展开全部)

末代秀才、徽商詹鸣铎撰写的自传小说《我之小史》近日经徽学专家王振忠整理，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为止首次发现的徽商自述纪实文本，其文化意义、学术价值均极珍贵，为人们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徽商境况、徽州文化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演变提供了独特视角和第一手资料。 《我之小史》从清光绪九年（１８８３年）起至民国十四年（１９２５年），作者以自叙家世商道为主线，铺展时代背景，折射社会风云，极摹人情世态，备写悲欢离合，使得书中主要人物形象丰满、真实可信，一批社会贤达、政治幕僚也有血有肉、跃然纸上。其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的纪实性兼具文学性。书中对于徽商世家的家庭生活、伦理习俗、经商之道、地方制度、徽州文化和杭州、上海等地当时状况，以及科举考试、辛亥革命、洋人来华等社会剧变，都作了如实如绘的反映，熏文笔恣纵洗练，描摹细腻妙肖，允称史料珍贵与才情不羁的奇特小说。而这些 “...(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