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至唐初是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此间，史官制度的演变大势为：两汉是新旧两种史官制度的交替时期，天官、史官分道扬镳，先秦史官制度衰落，新的史官制度即著作官制开始萌生。魏晋时期著作官制确立，修史机构、史官组织编制、撰史和记注制度均已形成，并显示出颇有活力的修撰机制。南北朝时，著作官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史馆、国史监修，著作、记注相分并各有专官。隋至唐初对于历史和史学的两大总结，著作官制活力不够，经过唐太宗的改革，别置史馆于禁中，以宰相监修国史，置兼修国史、直馆等史官，另设起居郎、起居舍人记事记言，集注起居，形成完善的史官制度。 两汉与唐初，史官制度凡两大变：两汉大变属新旧交替，是著作官制生成之前因；唐初大变为改进与完善，是著作官制发展之后果。著作官修史制度历魏晋南北朝隋，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400年，最终被唐代史馆修史制度替代。 　　著作官制是...(展开全部)

本书包括中央官制、地方官制、选举制度和俸禄制度4章。研究对象是汉唐时期中央与地方的职官制度。对于这一时期中央职官制度的两大变化：一是从秦汉的三公九卿制变为隋唐的三省制；一是从唐前期的三省制变为唐后期以及五代北宋前期的使职差遣制。着重对史学界讨论不多的后一个变化进行研究，认为使职制度是强化中央集权的产物，同时也是当时形势的需要所使然。而地方职官制度的两大变化：一是从秦汉郡县二级制变为魏晋南北朝州郡县三级制；一是从隋及唐前期州县二级制变为唐后期道州县三级制。同样对史家着墨不多的后一个变化进行分析，认为当时的地方行政区划，都只须实行二级制，新增的第三级，主要是由监察区划演变而成，也是强化中央集权的产物。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金代散官研究》，其下分为三章。下编《元代散官研究》，其下分为三章。该书详细梳理了金元时期散官制度的建立、发展过程，散官的授予途径，散官所承载的意义等问题，对于散官制度在这一时期的地位变化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并解决了一系列金元时期的官制问题。

本文是一篇典型的制度史研究作品，作者不仅利用了《明实录》、《会典》等传统官方文献和明人关于宦官的专门记录，而且从碑刻、墓志、地方志等材料中发掘出大量有价值的记载，对于深刻、全面理解明代宦官制度的细节具有重要作用。正是借助这些材料，作者不仅就二十四衙门探讨了明代宦官的机构组成、权力关系、使职差遣，而且对以往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厘清，如太祖禁止宦官干政的祖制、边、省内官沿革、宦职与有司之间关系、宦官数量，等等，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新见。作者还制作了一些统计表，明确了过去不甚清楚的问题，在宦官制度史研究上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陈仲安（1922—1993），历史学家，汉唐历史研究专家，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先生。曾负责“二十四史”《北史》点校，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隋唐五代史》副主编，并具体参与该书词条的撰写。 王素（1953— ），历史学家，出土文献整理研究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先生。负责“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中“西域四夷外国等传”修订，先后参加或主持《吐鲁番出土文书》《新中国出土墓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的整理与研究。

本文是一篇典型的制度史研究作品，作者不仅利用了《明实录》、《会典》等传统官方文献和明人关于宦官的专门记录，而且从碑刻、墓志、地方志等材料中发掘出大量有价值的记载，对于深刻、全面理解明代宦官制度的细节具有重要作用。正是借助这些材料，作者不仅就二十四衙门探讨了明代宦官的机构组成、权力关系、使职差遣，而且对以往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厘清，如太祖禁止宦官干政的祖制、边、省内官沿革、宦职与有司之间关系、宦官数量，等等，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新见。作者还制作了一些统计表，明确了过去不甚清楚的问题，在宦官制度史研究上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988年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