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司法制度》探讨了宋代的司法制度、刑讯逼供、刑罚残酷等各种司法活动问题及宋代在防止司法官员舞弊，提高司法效率等方面采取的各种措施等，由国家和河南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司法制度是英国法律制度的精华所在，在它身上凝聚着英国世代人民的法制经验与智慧。本书采用交叉研究方法，分法院制度、法官制度、律师制度、审判制度、检察制度、警察制度、刑罚制度、法律援助制度等八章，全面系统阐述了英国司法制度的来龙去脉，同时，对蕴含于制度背后的价值内涵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深入的法理学剖析，力求既述又作、史论交融。在必要的地方，分别与美国、大陆法系等国家的相应制度加以比较，以期彰显英国司法制度的个性特点和独特经验。

本书是一部基于实证调查，运用交叉学科知识研究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的理论著作，它力求开掘只有中国学者（由于其在自存环境和文化修养上的比较优势）才可能敏感察觉和提出的中国当代基层司法中具有实践意义的同时又对一般司法制度具有理论意义问题，给读者智识的挑战和思想的愉悦。 本书分四编。第一编以送法下乡、法院行政和审判委员会三个制度为切入点从达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考察中国基层司法的制度问题及理论问题。第二编针对区际法系和英美法系有关司法研究之空白；集中考察基层司法中的技术和知识问题，力求将传统司法理论中看不见的初审法官的技术和知识“问题化”，纳入一般的理论分析。第三编考察中国基层司法中包括法官在内的各类法律人。第四编考察了法律实证调查中的权力问题。是对本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本书是著名法学家苏力的代表作，也是对当代中国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产生重要影响的力作。 本书聚焦中国当代基层（特别是农村）司法制度，将其置于20世纪中国背景下，置于具体的社会条件下，从司法制度、司法知识与技术、法官与法律人、研究方法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考察。苏力教授汲取社会人类学、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成果、思想和方法，细查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司法实践、司法制度设计及司法知识和技术的应用，力求发现只有中国学者才可能敏感察觉和提出的中国当代司法的问题，对现实中国社会的法律实践资源进行了系统开掘，对中国基层法官的知识和智慧给予了“冷静又热烈”的“同情的理解”，是其在“法治的本土资源”理论之后的又一次影响深远的理论努力。 本书面世20余年畅销不衰，第三版作出了全新修订。

《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修订版)》各章（有关方法的第十二章除外）集中关注和讨论的中国司法制度的所有问题，在不同程度上或以改变了的方式仍然存在；有的有所改善，有的则更尖锐了；并且不限于基层法院，甚至不限于中国的中西部或农村地区；当年研究问题的基本思路，以中国问题和经验为基础的分析和理论追求，至今或许仍然前沿，特别是面对概念法学和教义法学的泛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修订版)》中展现的对中国问题和中国学术的关注甚至变得更为急迫了。这本曾引发很多讨论和争议的书，因为不合时宜，才没过时，甚或更有针对性了。

宋代法制研究，ISBN：9787810284172，作者：

《读本: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主要内容：首先，从形式来讲，这个读本的涵盖面广泛，搜罗了一系列相关文章加以整编，其主旨在于全面介绍美国和德国的司法制度与司法程序。对于初涉该领域的人而言，此读本提供了方便的入门材料，有意了解美德司法制度的读者不必再四面搜罗，八方寻觅；而对这两国制度已有所了解的读者也可依附录的书目按图索骥，找到更深入的研究成果。 其次，从其内容来看，这个读本偏重于对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的介绍，而较少触及实体法以及司法理念，当然后者对前者的渗透无所不在，然而，前者却是窥知后者的窗口。 第三，从《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的选材来看，顾名思义，读本是由编者挑选出若干其它作者写成的文章，或摘选书籍的章节。《读本: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选材的对象，都出自美德两国法学专家的手笔，所以能尽量减少在转述和传播知识过程中，尤其是跨...(展开全部)

本书稿是作者有关宋代法制研究成果的系统研究论著。由26篇相关论文结集而成，依据各篇文章的论题，分为法源、刑罚、制度三篇。对于宋代法制史中学界的一些热点问题，他通过详实的考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解决了不少争议的难点问题。大致展现了作者研讨宋代法制的学术轨迹，可以说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其宋代法制史研究业绩。

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司法制度的建设上抛弃了清末、北京政府所推崇的西方式新型司法制度，开始了大众化的尝试，给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全新的理念，开创了中国司法现代的一种新类型、司法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新阶段。陕甘宁边区所尝试的大众化司法，不仅没有现成的理论，更与源自西方的现代法治学说背道而驰，也没有可资仿效的对象，在人类司法制度的发展史上极为独特。就是因为其“极为独特”，因而，从其产生的那天起对它的评价就聚讼纷纭。本书认为，大众化司法的形成和确立，既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对环境压力的现实应对，又是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自觉的理论选择——从政治上讲，是为了获取民众的拥护，夺取政权；从法律上讲，是为了解决公共权力与社会、民众的脱离问题，但司法和政治方面的因素，导致在解决问题的思路上出现了争论和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