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巴特（KarlBarth）是本世纪最重要的神学思想家之一，其早年著作《〈罗马书〉释义》（1919），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惶然的思想语境中问世，产生震撼性的思想影响；自30年代初，巴特倾其半生精力撰述的卷帙浩然的《教会教义学》（1934－1967），堪称本世纪的神学思想丰碑。 教义学是基督教思想的教会性义理之学，阐述基督信理的内涵，它有别于圣经神学、伦理神学或历史神学；圣经神学讨论圣经文本中包含的基督信息；伦理神学讨论信仰基督者的个体和群体（教会）之行为规范；历史神学则关注对上帝之言的认信反思的历史性。 教义学的内涵直接来自上帝的救恩行动所启示的所有信息，以基督教会的信经为基本论题。尼西亚信经述明：我信独一天主全能的父、独一主耶稣基督、圣灵、使徒所立独一圣而公之教会和复活与永生。教义学旨在从义理上阐明信经的这五项基本信义，因此有上帝...(展开全部)

卡尔·巴特（KarlBarth）是本世纪最重要的神学思想家之一，其早年著作《〈罗马书〉释义》（1919），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惶然的思想语境中问世，产生震撼性的思想影响；自30年代初，巴特倾其半生精力撰述的卷帙浩然的《教会教义学》（1934－1967），堪称本世纪的神学思想丰碑。 教义学是基督教思想的教会性义理之学，阐述基督信理的内涵，它有别于圣经神学、伦理神学或历史神学；圣经神学讨论圣经文本中包含的基督信息；伦理神学讨论信仰基督者的个体和群体（教会）之行为规范；历史神学则关注对上帝之言的认信反思的历史性。 教义学的内涵直接来自上帝的救恩行动所启示的所有信息，以基督教会的信经为基本论题。尼西亚信经述明：我信独一天主全能的父、独一主耶稣基督、圣灵、使徒所立独一圣而公之教会和复活与永生。教义学旨在从义理上阐明信经的这五项基本信义，因此有上帝...(展开全部)

全书分上下两篇，分别从话语分析和方法阐释角度探讨对民法教义学的理论说明。上篇以期刊文献为素材，以法学移植和学术争论等为主题，透过个案，着重从理论上描述和阐释我国民法教义学的话语特点及其意味，属于学术史研究。下篇共九章，每章都旨在例示一种研究民法教义学问题的方法，揭示既有研究在方法层面的不当并提示更恰当的思考路径，并就如何进行体系衡量和价值判断、如何区分自治和管制的层次、如何进行比较法的“深层求同”以及为何需要“中度抽象”等有关方法的理论做出阐释。下篇最后还着意探讨了如何在民法教义学基础上对社会学或人类学的概念进行落实，为实现教义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提供一些探索的例证。本书命名为“民法教义学与理论“是意图表明本书的侧重点不是具体民法教义学问题的答案，而是民法教义学研究本身。

《伊斯兰教义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伊斯兰教义学的著作，它以历史发展为线索，扼要介绍了阿拉伯国家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教义学派及其信仰体系。文字通俗，条理清晰，富有新鲜感。

《道教义枢》研究，ISBN：9787806462317，作者：王宗昱著

本书是国内关于法教义学一般理论的系统性专著。它在内容上包括三大部分：一是法教义学的历史，梳理了教义与教义学从古希腊开始直到当下的学说史变迁，并从中提炼出法教义学的“常量”与“变量”；二是法教义学的立场与意义，全面阐述了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方法与科学性，法教义学对于立法和法治的意义；三是法教义学与其他法学分支学科的关系，论及法教义学与法哲学、法理论、法律社会科学的关系。作为一种规范法学，法教义学既可指围绕实在法进行阐释、建构和体系化的作业方式，也指这种作业方式产物即围绕实在法构造的概念--命题体系，因此是方法与知识的统一。近代以来法教义学成为现代法律科学的核心，折射出以制定法，尤其是法典为主要法源的制度背景，反映了法学学科的自主化和科学化努力，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本书在深入研究德日刑法教义学关于不法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围绕着犯罪论体系、主客观要件的位阶性、故意犯中违法性认识的归属、过失犯中主观要件的定位、目的犯的实质化、未遂犯的处罚根据、不能未遂的具体判断、共犯本质的立场选择等问题，全面批判了目前理论中较为流行的不法客观化思潮，同时又区别于主观主义的立场，提出并建构了立足于不法主观化的理论体系。

中国的近代化究竟始于何时？ 国内有晚清和晚明两种主流说法，而海外则有一种“宋代近世说”，认为早在宋朝，中国就已经激起近代化之潮。既然宋代就已经开始近代化转型，那为何还要再等上近千年，直到晚清，中国才真正跨入近代的门槛？ 在本书中，作者吴钩综合各说，构建出一个独特的阐释框架，尝试为中国的近代化的时间开端提供一种合理解释。他带领我们重回历史现场，仔细考察了25项极具近代化特征的宋朝文明表现，呈现当时在市政、人文、经济、政治、司法等5个领域出现的种种近代化的端倪。 通过考察这些文明表现的兴起、运转，以及它们在宋亡后悲剧性地走向消亡的过程，作者着重展现了两宋时期的中国是如何悄然摆脱中世纪的桎梏，开始走向近代化的，展现出宋朝最生动、最活力四射的一面。同时，他也试图说明，中国的历史并非单纯的线性发展，而是既有文明的积累与演进，又有传统的断裂与接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