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市定（MiyazakiIchisada）是20世纪国际汉学（中国学）界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是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在内藤湖南之后的又一个高峰和权威，享有极高的声誉和地位。其研究横跨“二战”前后五十余年，典型地反映了日本中国史研究领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学术思想和方法论的继承与变化。通观中日学界，目前对此关注和研究仍显不足，尤其是对其学术思想和方法论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本书在日本中国学研究的视域中，基于原典实证和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路径，辨析宫崎市定史学方法论体系内部构成，在内藤湖南中国史研究的整体比照中，考察宫崎史学的整体史学观念，审视其对中国文化的具体判断与认知，以彰显其研究的内在思路与特色；与此同时，本书还尝试从其学术思想的渊源与谱系即外部的视野出发，辨析宫崎市定学术研究在具体文化语境之中的个性与共性，进而阐发宫崎市定研究对于我国当下学术...(展开全部)

宫崎市定（MiyazakiIchisada）是20世纪国际汉学（中国学）界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是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在内藤湖南之后的又一个高峰和权威，享有极高的声誉和地位。其研究横跨“二战”前后五十余年，典型地反映了日本中国史研究领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学术思想和方法论的继承与变化。通观中日学界，目前对此关注和研究仍显不足，尤其是对其学术思想和方法论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本书在日本中国学研究的视域中，基于原典实证和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路径，辨析宫崎市定史学方法论体系内部构成，在内藤湖南中国史研究的整体比照中，考察宫崎史学的整体史学观念，审视其对中国文化的具体判断与认知，以彰显其研究的内在思路与特色；与此同时，本书还尝试从其学术思想的渊源与谱系即外部的视野出发，辨析宫崎市定学术研究在具体文化语境之中的个性与共性，进而阐发宫崎市定研究对于我国当下学术...(展开全部)

19世纪后半期，在史学专业化的驱动下，急需将史学研究法充分解释，整理成系统的方法论教材，以便训练专业史学工作者有所凭借。德国史学家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正是因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其出版于1889年，后不断增订再版。该书融合了伯伦汉长期所致力的中古史史料考证心得，以及19世纪新兴起的学科国民经济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同时也呈现他在唯心史学与实证史学的冲突中所采取的立场。他从历史研究的对象到史料的定义与分类，以及史料的考证方法与解释，如何综合叙述，都先后有序地进行了细密的解说。该书在传统史学蜕变为现代历史学科的过程中，为现代历史学科的确立建立了全面、系统的学术规范。

史学方法是训练史学家的一门学问。杰出的史学家，可能是天纵的，道地的史学家则是训练出来的。天才也只有接受了既有的或自创的史学方法后，才能成为史学家。本书以古今中外数千年的史学方法的蓝本，归纳总结出了基本的史学方法，在技术的方法之外，扩及史学理论与思想，提出了史学家必备的基本素质与修养。

史学方法是训练史学家的一门学问。杰出的史学家，可能是天纵的，道地的史学家则是训练出来的。天才也只有接受了既有的或自创的史学方法后，才能成为史学家。本书以古今中外数千年的史学方法的蓝本，归纳总结出了基本的史学方法，在技术的方法之外，扩及史学理论与思想，提出了史学家必备的基本素质与修养。

19世纪后半期，在史学专业化的驱动下，急需将史学研究法充分解释，整理成系统的方法论教材，以便训练专业史学工作者有所凭借。德国史学家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正是因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其出版于1889年，后不断增订再版。该书融合了伯伦汉长期所致力的中古史史料考证心得，以及19世纪新兴起的学科国民经济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同时也呈现他在唯心史学与实证史学的冲突中所采取的立场。他从历史研究的对象到史料的定义与分类，以及史料的考证方法与解释，如何综合叙述，都先后有序地进行了细密的解说。该书在传统史学蜕变为现代历史学科的过程中，为现代历史学科的确立建立了全面、系统的学术规范。

作者在20世纪70年代曾在台湾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讲授“史学方法”一课，连续开讲四个年度，并整理成书。就内容而言涉及史料处理、史实重建、史学理论诸方面。大至史学研究的选题、结构，小至论文撰写的引证、注脚等无所不包。王尔敏先生此处所标举之方法并非得自理论演绎，而是出于实际研究，累积多人多年经验而来，提出普遍通行原则，以广泛应用于治理学问者。看似平淡无奇，但字字自出机杼，俱有本可依，有法可循。

王尔敏（1927— ），河南周口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专长领域包括中国近代思想史、军事史、外交史、文化史以及方志学等。王尔敏用力最多、成就最大的是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但在史学方法的思考方面也颇见功力，毕生心得俱见于《史学方法》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