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我国近代卓越的法学家和伟大的法律改革者，以及我国法制近代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沈家本的作品。全书保存了沈家本在主持清末变法修律的重大活动中向清政府提出的奏折、建议，记述了他对一些重大法律问题的思考结论，集中展示了沈家本对我国固有法律文化成果和西方法学中许多重要问题的研究成果，也保留了他对清末变法修律的切身体会和深刻感悟。本书追述了沈家本先生的学术生涯和政治成就，分析了沈家本先生的学术理路。对于法学研究者和历史学研究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晚晴簃诗话(套装上下册)》内容简介：民国初徐世昌编《晚晴籍诗汇》二百卷，纲罗清代诗人，都六千一百余家，收诗二万七千余首，每人详其生平仕履，并附诗话，持论务求平实，品评诗派，绝无门户之见，间采名家评语，则择其最著者，足备一朝之掌故，补史乘所未及，为清人传记与诗论之渊薮，足供后人要删。 《晚晴縿诗汇》由徐氏退耕堂木刻刷印，线装八十册，卷首虽有姓氏韵编，取阅翻检仍苦繁难。昔钱谦益编《列朝诗集》，后人辑其小传为《列朝诗集小传》；朱彝尊编《明诗综》，姚祖恩辑其列传、诗话为《静志居诗话》，变断代诗歌之总集为考索一朝人物生平与诗论之工具书，读者称便。今遵其例，编校《晚晴籁诗话》，以精装两册之规模，备载六千清人之传记与诗歌评论资料，新编详细索引，附于卷末，凡诗人之名氏、字号，均可一检而得，不仅为治清代文学以及历史者案头所必备，其它文博研究与收藏人士亦可持此为查考入...(展开全部)

许恪儒整理的《巢云簃随笔/民国史料笔记丛刊》将先生所作笔记《枢垣私记》、《故闻拾慧录》、《夫庐杂记》、《耋斋杂识》、《丛残典籍杂记》、《寿同堂杂记》等六种汇为一编，名曰《巢云移随笔》，并将先生集李商隐诗之《咏篱仙馆别集》影印附后，供读者参考。 许宝蘅先生亲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留心典制，谙熟掌故，笔下记载的政坛风云、人物轶事、典章制度，都具有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是其日记以外又一史料宝藏。

《晚晴簃诗汇》二百卷，清代诗歌总集，一名《清诗汇》，是民国总统徐世昌集其门人幕客之力编纂的一部大型清诗总集，采摭丰富，收录清代6159位诗人的27420首诗，另有皇帝写的御制诗9249首，清代几乎全部著名诗人的代表作，均收录在内，并保存了一些流传不广的难见作品和一些不知名诗人的资料，为现存收录清诗z多的总集。 本书仿照吴之振《宋诗钞》、顾嗣立《元诗选》、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的体例，按御制、宗室、诸家、闺秀、方外、属国分类编次，各家前缀以简介，简介后间有辑录的资料以及自己所作的诗话。 本书的诗话非常独到，极有价值，为阅读和研究清诗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文史价值并存。 书后附录诗人索引，极便阅读、研究利用。

《寄园寄所寄》主要内容：趟吉士，字天羽，又字恒夫，号渐岸，又号寄园，休宁（今属安徽省黄山市）人。生于明末天启、崇祯之交，卒于康熙四十五年（一七0六年）出身官宦世家，据《国朝耆献类征初编》载：仕为光禄寺丞，讳廷贤者君曾祖考也。赠昭武将军，讳完璧者祖考也。封文林郎，曰阶奉直大夫，赠朝议大夫，讳时腴者考也。赵吉士自幼寄籍杭州，稍长入杭州府号。顺治八年（二八五一年）举人，康熙七年《二父八八年》谒选山据道光《休宁县志》载：趟吉士系休宁旧市人。参见道光《休宁县志》卷十三《人物志，宦业》。朱彝尊云：君年七十有九，终于京师，卒之岁，康熙四十五年二月拙也。

目录 卷一 碑刻类 秦泰山刻石残字汇考 汉太室少室开母三阙 汉朱博残碑 汉王尊碑 汉三老忌日碑 汉朝侯小子碑 高丽好大王碑 苻秦广武将军碑 北魏张猛龙碑 唐省堂寺碑 唐李秀碑 唐阙特勤碑 唐法华寺碑 唐乘广禅师碑及甄叔塔铭 宋二体石经 宋谢景初书孝经碑 宋徐昉乳洞记 金女真国书碑 明挑经教 ……

姚名达(1906-1942)，字达人，号显微。江西兴国人，著名史学家、目录学家，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第一个勇赴国难、壮烈殉国的教授。1925年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主要师从梁启超研究目录学、史学史、史学理论，刊有《中国目录学史》等名著，首创“谱前”、“谱后”年谱编写体例，开创现代年谱撰著新格局。《姚名达文存》既选录其在目录学、史学史、史学理论等学术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还收录了其在政治时论、社会动态方面的精彩论，展现出他的学术研究既有客观严谨性，也有着鲜明的民族精神与现实关怀。 《姚名达文存》的作者是罗艳春、姚果源。

李济（1896－1978），中国现代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曾读于清华、克拉克、哈佛，是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归国之后发展考古学、人类学，曾任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随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其间主持的安阳殷墟考古发掘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本书是清华国学研究院主编的“清华国学书系”之一种。本文存是梁漱溟一生重要代表作和文章的精选，与其它类似文存不同的是，本书重在突显梁漱溟先生在传统文化和国学方面的卓识和睿见，以示先生在国学与人生哲学方面的精深造诣和独到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