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国家的地方治理》内容简介：尽管地方治理的概念历史悠久，但是直到近年来它才得到学术和实践的广泛关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正在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层级的政府与政府以外的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于是，地方治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工业国家的地方治理》编录了八个工业国家的一流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深入地分析了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新西兰、北欧国家、英国、美国的地方政府组织和财政的基本情况，为我们展示了这些国家地方治理的历史发展和现状。它们的经验，亦即它们达成地方治理的多种途径，可以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的借鉴。

《工业国家的地方治理》内容简介：尽管地方治理的概念历史悠久，但是直到近年来它才得到学术和实践的广泛关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正在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层级的政府与政府以外的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于是，地方治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工业国家的地方治理》编录了八个工业国家的一流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深入地分析了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新西兰、北欧国家、英国、美国的地方政府组织和财政的基本情况，为我们展示了这些国家地方治理的历史发展和现状。它们的经验，亦即它们达成地方治理的多种途径，可以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的借鉴。

地方治理是国家与社会发生直接互动的主要界面，是联系“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的重要纽带，更是维系人民美好生活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关键。本书基于作者过去十余年间对中国数百个基层社区进行抽样调查和实地走访系统收集的实证资料，分析了不同层级治理主体在当代中国治理实践中的实际关系，揭示了地方治理体制的内在机制；同时，通过富有张力的典型案例，刻画了不同层级治理主体在地方治理实践中通过正式制度与关系网络进行互动的逻辑机制。

1912年，随着明治天皇去世、大正天皇登基，日本开始出现宽松的社会环境，民主主义运动高涨，实现了普选制和政党内阁制。另一方面，军部和右翼势力暗流涌动，最终在1936年酿成了“二二六事件”。从那时起，日本迅速滑向法西斯主义，先是侵略中国，而后向英美宣战，结果不但给世界造成灾难，日本自身也几乎被战争毁灭。本书通过描写1912—1945年的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生动勾画了一个曾经充满希望的新兴国家如何走向战争的历程，也分析了日本走上自我毁灭的内在原因。

在这部内容丰富且极具原创性的著作中，詹姆斯•C. 斯科特分析了在各个领域中，由国家主导的大型规划项目遭遇失败的例子。斯科特指出，当国家权力坚持推行简单的规划方案，而这种方案对复杂且不易理解之相关性尤显粗暴时，中央主控的社会规划项目就很难取得成功。进而言之，针对社会组织的设计要想获得成功，必须依靠这样一种认知：即地方知识和实践知识与常规知识和技术知识同等重要。作者列举了令人信服的例证，并质疑了“发展理论”，同时反对独裁权力主导的规划项目对国民价值、愿望和目标的忽视。“社会的清晰性提供了大规模开展社会工程的可行性，极端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愿望，独裁的国家有实现这一愿望的决定权和行动能力，软弱的公民社会则提供了等级社会作为其实现的基础。”在作者看来，上述四个因素的结合，往往使得悲剧难以避免。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几乎全国都沦为废墟，民生凋敝，生产能力退回到了1931年的水平。在这样的基础上，日本经过20多年的奋斗，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创造了被许多追赶型国家羡慕和模仿的“日本奇迹”。在经济起飞的同时，日本的政治、企业、教育、文化等各方面也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成为一个与旧日本帝国完全不同的新国家。本书描写了从1945－1973年期间日本的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生动记录了28年间日本国家重生的艰难历程。

本书通过运用比较政治学的方法，深入浅出地对世界的部分典型国家进行观察和描述，从中选取了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墨西哥、尼日利亚、伊朗这9个国家作为分析的模型，以生动简洁的语言从历史、制度、政治文化、现状、争论等5个方面讲述公民需要了解的“国家常识”。 作者将国家的历史、地理与当代的发展现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运用大量篇幅追溯各国的历史，穿插地图直接展现各国所处的地缘环境，并且着重阐述了历史源流与地理环境对政治文化的变迁、制度的变更与当代议题的发展的影响。在叙述过程中，作者还强调了不同地域的民族文化特性、经济发展状况和教育制度。

在《国家的规模》一书中，作者使用经济分析的工具来研究政治边界的形成和变化。两位作者认为一个国家的边界应该和任何其他人造机构一样接受同样的分析。在国家的大小上，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最佳大小是由大小的好处和异质性的代价之间的成本效益权衡决定的。艾莱西纳和斯波劳雷用简单的分析模型证实了他们的分析，这些模型展示了过去200年的全球化、国际冲突和民主化的模式是如何解释国家形成的模式的。他们认为，现实世界条件的复杂性并不妨碍进行系统分析，而这种综合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实世界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