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禅代之后，虽然西晋官方仍以曹魏为正统，情况却开始起了变化。陈寿《三国志》将魏、蜀、吴三国并置却为朝野精英所接受，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西晋灭吴完成南北统一，又为孙吴时代以敌国立场写下的诸多传闻之辞提供了流通舞台，使其逐渐进入主流视野。至永嘉南渡，在建康精英对中州往昔的频频回顾中，形势终至彻底倒转。习凿齿《汉晋春秋》发其端，范晔《后汉书》定其谳，我们目睹了曹魏王权在历史书写中的跌落；献帝本人则以一种戏剧化的悲剧形象，被献祭于这场迟到的“复仇”。 本书围绕“汉魏革命”和“北魏墓志”两大主题，对3—6世纪的中国史进行了多层次的探索。所谓“带献帝去旅行”，焦点并非献帝刘协个人的旅行体验，而是旅程本身的路径与风景。作者游走于文本的“表”“里”“内”“外”之间，力图从历史书写的多重束缚中解放“风景”，重现“盲音”。

魏晋禅代之后，虽然西晋官方仍以曹魏为正统，情况却开始起了变化。陈寿《三国志》将魏、蜀、吴三国并置却为朝野精英所接受，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西晋灭吴完成南北统一，又为孙吴时代以敌国立场写下的诸多传闻之辞提供了流通舞台，使其逐渐进入主流视野。至永嘉南渡，在建康精英对中州往昔的频频回顾中，形势终至彻底倒转。习凿齿《汉晋春秋》发其端，范晔《后汉书》定其谳，我们目睹了曹魏王权在历史书写中的跌落；献帝本人则以一种戏剧化的悲剧形象，被献祭于这场迟到的“复仇”。 本书围绕“汉魏革命”和“北魏墓志”两大主题，对3—6世纪的中国史进行了多层次的探索。所谓“带献帝去旅行”，焦点并非献帝刘协个人的旅行体验，而是旅程本身的路径与风景。作者游走于文本的“表”“里”“内”“外”之间，力图从历史书写的多重束缚中解放“风景”，重现“盲音”。

自西方历史编纂学诞生以来，已经过去四百多年，人们在进行历史编纂时，已经习惯于割裂现在和过去。人们在书写传统时，通常要隔上一段距离来对其加以审视，以保持其独立性，以使其最终成为一门知识。 书写历史，也即要对过去进行梳理和界定，要罗列诸多材料，目的是为当今建立起一种理性；另外，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应力图消除口述性，拒绝不实之词。经过在现实社会中多年的发展，历史书写业已成为一种可控的行为意愿，代替了社会实体曾经仰仗的模糊经验。必须注意的是，作为一种行为意愿，历史书写从马基雅维里时代以来便一直受到政权的左右，换句话说，政治规训着历史书写。

本书充分利用出土文献，围绕《左传》文献，将成书、史料、撰述等方面加以贯通，将上述问题置入春秋战国史著形成的历史场景中进行分析，全面系统地研究《左传》的文献形成与历史书写，并以此窥看早期史书的形成与东周史学的新特征与新变化。本书有助于加深、拓宽、补充《左传》现有研究，以最新的材料与方法重新审视《左传》文献各类问题。

本书充分利用出土文献，围绕《左传》文献，将成书、史料、撰述等方面加以贯通，将上述问题置入春秋战国史著形成的历史场景中进行分析，全面系统地研究《左传》的文献形成与历史书写，并以此窥看早期史书的形成与东周史学的新特征与新变化。本书有助于加深、拓宽、补充《左传》现有研究，以最新的材料与方法重新审视《左传》文献各类问题。

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种基本现象，“历史书写”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间的复杂关系值得关注。本书在中国中古时代纪传体王朝史的诸多意识形态装置中，择取“起元”、“开国群雄传”、“外戚传/皇后传”与“隐逸列传”四个单元，通过描摹其成立与缺失的历史过程，重建其被书写当时的具体语境，发掘出彼时的政治社会在“皇帝权力起源”这一主题上所欲呈现的样态与结构。由此为深入理解古代王权及人类自身的特质提供一个新视角。

《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主要讨论“（历史）知识的生成与表达”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旨在揭示这一历史时期各种形式的历史书写在正当化王朝权力方面所承担的功能，解明中国古代王朝在构建政权正当性方面所进行的多种实践。

【编辑推荐】 ◎历史研究的推动需要深入的史学反思。本书为知名学者黄克武深入反思探讨近三十年近代中国史学研究的精粹之作。著者具有丰富而深入的研究实践，在近代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方面贡献卓著。 ◎本书涵及作者对从近代以来的史学研究典范转移，到晚清史研究方法论的再思考，及其民国史研究路径的检讨。所涉主题颇丰，视角新颖，打破学科壁垒，兼具思想性与方法论，展现作者深刻的逻辑性和反思力。 ◎正如作者所说：“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研究中国的典范，而这个典范过一阵子就又会受到批判与反省。每一次批判与反省都是一个提升的过程。” 【内容简介】 上世纪90年代之后学界逐渐反思以西方为中心的范式，不再以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的“现代性”当作唯一的、普遍的生活模式，进而提出以中国为中心，探索现代性的他种可能。在此理念之下，中国现代性不但是一个现实的生活处境，有其内在的发展理路，也是中西...(展开全部)

莱布尼茨奖得主薛凤、生物学史领军人物柯安哲 从梁启超与李约瑟出发，回顾科学与人文学间对立而纠缠的发展脉络 让物质自己说话，勾勒当今科学史研究的前沿范式 ——从强调理念和理论，到关注实验和实践的角色，“物质转向”为科学史研究带来了怎样的新问题和新路径？ ——物品、成分、工具、操作、档案、建筑……我们如何通过包罗万象物质性因素揭示科学和技术变迁的轨迹？ ——从中国古代的蚕桑业到美国20世纪原子能的应用，怎样将科学知识置于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探讨其生成和扩展的方式？ ——数字人文的方法如何帮助学者实现对历史文献的“深度阅读和分析”，重构数据背后的政治经济、知识经济等问题？

本书旨在探讨清代顺治、康熙、雍正及乾隆四朝，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朝野如何通过对南明（1644-1662）兴亡的评述及南明历史人物的臧否，互动地建构了当时的社会话语，并因时制宜地塑造了对这段历史的集体回忆。 综观清代头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在争夺对南明史的解读权时，官、私之间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系。清代康、雍、乾三代君主虽极渴望垄断社会话语的领导权，但在建构对这段历史的社会记忆过程中，他们却无法做到完全随心所欲，而须受到一定的社会条件所约制。由于统治者没可能全面控制整个意识形态角力场，故他们在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诠释历史时，仍须与汉族知识分子寻求共识，并在若干历史问题的观点上作出妥协。这亦解释了，何以在禁制社会上南明史异读的同时，统治者也不得不不断修订本身的论点，力求提出合乎华夏文化传统的解读理据。清政府对于南明“忠臣”评价的转变，便是此方面较为突...(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