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季平先生年谱长编 作者: 王承军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年: 2020-1

今研究廖季平先生生平著述的人不多，主要是其子孙和门人。其女廖幼平的《我的父亲廖平》简述了廖平事迹，其孙廖宗泽的《六译先生年谱》勾勒了先生一生的经历，其门人蒙文通的《廖季平先生传》介绍了廖季平先生治学的情况，黄开国的《廖平评传》对廖平先生进行了评析。本书以廖宗泽手稿为底本，综合了《廖季平年谱》（廖幼平编）、《廖季平史料专辑》（李伏伽编）、《光绪井研志》、《廖平选集》（李燿仙）等材料，对廖季平的生平作了全面综述。

吕思勉是现当代著名的史学家，对现代学术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促进学界对吕思勉先生的了解和研究，张耕华先生积数十年爬梳之功，纂成《吕思勉年谱长编》，首次以年谱的形式，对吕思勉先生一生的事迹做了详尽的总结和研究，必将奠定吕思勉研究的新基础。 作者充分利用日记、书信、著作、论文、时论、诗文、札记、随笔等资料，按照年月编排。对于吕思勉先生的著述，除介绍主要内容、写作经过和学术影响外，还节录部分重要段落或者章节编目，以使读者 明白其概要。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是在梁启超去世后，1929年交由丁文江先生负责搜集、编撰。1932年赵丰田开始任先生助手，1934年秋编出第一稿，抄成24卷，一百余万字。1936年1月先生去世后，翁文灏续主持其事。1936年5月完成第二稿，约六七十万字，油印50部，每部装成12卷，分发给梁氏的亲友征求意见。台北世界书局1958年据油印本正式出版，书名《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书前有胡适的序和丁文渊的前言（简称“初稿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此书修订本，由赵丰田和其助手负责修订，书前有顾颉刚的序和赵丰田的前言，书名改题《梁启超年谱长编》（简称“长编本”）。1999年4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北京图书馆藏年谱珍本丛刊》，其中第193至196册收入影印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现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版所出“油印本”收入，并参照“长编本...(展开全部)

今研究廖季平先生生平著述的人不多，主要是其子孙和门人。其女廖幼平的《我的父亲廖平》简述了廖平事迹，其孙廖宗泽的《六译先生年谱》勾勒了先生一生的经历，其门人蒙文通的《廖季平先生传》介绍了廖季平先生治学的情况，黄开国的《廖平评传》对廖平先生进行了评析。本书以廖宗泽手稿为底本，综合了《廖季平年谱》（廖幼平编）、《廖季平史料专辑》（李伏伽编）、《光绪井研志》、《廖平选集》（李燿仙）等材料，对廖季平的生平作了全面综述。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是在梁启超去世后，1929年交由丁文江先生负责搜集、编撰。1932年赵丰田开始任先生助手，1934年秋编出第一稿，抄成24卷，一百余万字。1936年1月先生去世后，翁文灏续主持其事。1936年5月完成第二稿，约六七十万字，油印50部，每部装成12卷，分发给梁氏的亲友征求意见。台北世界书局1958年据油印本正式出版，书名《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书前有胡适的序和丁文渊的前言（简称“初稿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此书修订本，由赵丰田和其助手负责修订，书前有顾颉刚的序和赵丰田的前言，书名改题《梁启超年谱长编》（简称“长编本”）。1999年4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北京图书馆藏年谱珍本丛刊》，其中第193至196册收入影印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现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版所出“油印本”收入，并参照“长编本...(展开全部)

吕思勉是现当代著名的史学家，对现代学术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促进学界对吕思勉先生的了解和研究，张耕华先生积数十年爬梳之功，纂成《吕思勉年谱长编》，首次以年谱的形式，对吕思勉先生一生的事迹做了详尽的总结和研究，必将奠定吕思勉研究的新基础。 作者充分利用日记、书信、著作、论文、时论、诗文、札记、随笔等资料，按照年月编排。对于吕思勉先生的著述，除介绍主要内容、写作经过和学术影响外，还节录部分重要段落或者章节编目，以使读者 明白其概要。

现代学者李源澄（1909-1958），先后受业于蒙文通、廖平、章太炎等大家，通经史，著有《诸子概论》、《学术论著初稿》、《经学通论》、《秦汉史》等，学术颇受时人推崇。新中国成立前后曾先后在云南大学、四川大学、西南师范大学等校任教，1958年被划为右派，身心受创而病逝。李源澄是一位尚未受到当今学术界应有重视的蜀学大师，相关研究著作与文章寥寥。本书作者多年致力于李源澄研究，多方搜寻有关资料，根据有限的资料及李先生友朋日记等，编此年谱长编，为读者勾勒出这位几近为人遗忘的学者生平及其学术贡献。

《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是胡先骕的年谱。胡先骕先生是中国近现代享有国际声誉的植物学家，他与秉志、陈焕镛、钱崇澍、刘慎谔等 前辈一起开创了中国生物学研究事业。先生字步曾，号忏庵，江西新建人。出身士大夫家庭，幼陪颖，有神童之誉，立志功名甚早，成名也甚早。综其一生而言：首先，他是一位植物学家，毕生潜心于草木，发表科学论文百余篇，出版论著十余部，发表许多新种，尤其是有“活化石”之称的水杉的发现，更使他名满天下：其次，他是中国植物学事业的领导者，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在与秉志一起于创办东南大学生物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之后，双创办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庐山森林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