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分三大板块即上中下三编：上编“历史化的本体构成与知识谱系”,主要探讨历史化与历史语境的结构关系，总体图景与时代特质，主体构架与知识谱系，时空拓展与思考向度，评价机制与评判标准；中编“历史化的主要路径与研究方法”，先是从历史化与体制关联角度，分别考察述学体的写作、经典化的生成与文学史的重建，接着从历史化基础出发，将其与史料研治相勾连，具体探讨史料收集与整理，史料甄别与辨析；下编“历史化相关专题探讨”，着重从历史化的历史观、文学性问题，历史化与文学批评，历史化与旧体诗词，历史化与知识学养等角度，对之作专题分析。以上三编，每编5章共15章。它们各自独立而又相辅相成，在系统盘点和整体把握的基础上，以鲜明的问题意识，旨在强调和审察当代文学“为何历史化”，以及“如何历史化”，显示了著者关于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的学术构想。

1980年代的文学和学术已经成为一座“知识•历史•遗址”，《当代文学的"历史化"》认为通过“重访”的方式，才能比较客观和真实地接近它，把其中被各种叙述所覆盖和压制的东西尽可能地揭示出来。这种揭示的目的不是“揭破历史真相”，“发现历史隐秘”，而是把它变成研究今天文学问题的一个重要参照物。

本书包括当代文学研究概述、文学思潮与文学现象研究、当代诗歌研究、当代小说研究、散文戏剧研究、资料整理与文学史编写。

本书结合作者2000年以来对中国当代文学转型和大众文化的研究成果，引进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方法，将文学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和特殊商品形态进行研究。同时，针对研究生所关注的当前流行文学现象（市场畅销小说和散文、80后创作、大话文学、文学与影视的互动关系等）进行理论阐释，具有前沿性和探索性。 第一章至第三章，本书的理论准备部分，对文学、文化、想象力、抒情性、叙事性等概念进行梳理。第四章至第七章，探讨当代文学和文化的空间经验，即传统文学与文化中的城市和乡村空间的变化问题。第八章至第九章，探讨当代文学和文化的时间/历史经验，梳理了当代文学史的内在逻辑。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对上述时间－空间经验的主观改写，提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将发展的现代化时间问题改为第三世界对抗的空间问题，而八九十年代以来则是相反，将空间对抗问题改写为时间、现代化、发展问题。第十二章至第十五章，...(展开全部)

《中国新文学研究丛书：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有十三章的内容，都是最近五年陆续写成的新稿。其余几章在旧稿的基础上，将新世纪媒介与新世纪文学纳入整体视野，进行修改与重写，并对论述结构和逻辑框架进行相应调整。像“《小说月报》与”“选刊现象”“《当代》与现实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当代文学”等章，补充了从2002年到2012年的数据与资料，做了较大幅度的增补和改写。之所以做如此大刀阔斧的改动，一是当代文学与当代传媒时间下限的不断向前延伸，使研究者必须不断跟进和作出调整；二是文学传媒研究作为新兴的交叉学科，其观点、方法和研究范式都还需要不断的探索和推进。对于当代文学期刊和其他媒介形式来说，只要一直坚持下去，研究者在面对动态对象时，学术判断就不应该是静止的、僵化的、封闭的。另一方面，通过不断的积累和思考，自己也意识到刚进入文学传媒研究领域时写作的文字，有不成熟和...(展开全部)

☆ 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一堂课“，洪子诚重写“他的文学史” ☆ 跨越1949~1989，聚焦当代中国深刻变化的40年中的16个关键问题，涉及130位重要作家、44位学者 ☆ 不只是一门文学课程，更是理解当代中国情感结构与政治文化变迁的一把钥匙 本书脱胎于洪子诚在B站的视频课《洪子诚讲中国当代文学》，经作者亲自修订，扩充大量内容，集中探讨了十六个中国当代文学问题。它不仅是一门文学课程，更是理解当代中国人情感结构与政治文化变迁的钥匙。 洪子诚的写作方式不追求系统全面，而是抛出问题，引发思考。书中选取的题目具有代表性，能以点带面。这与其说是简化版的中国当代文学课，不如说是洪子诚自2002年退出北大教学现场后，首次通过视频与读者交流的真诚尝试。他表达了两个希望：一是期待批评和讨论，鼓励读者提出不同意见；二是希望激起大家阅读文本的兴趣，而非仅讨论知识和概念。 因...(展开全部)

《中国当代文学》：高等院校中文专业创新性学习系列教材。

《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内容简介：研究文学制度，或者说从制度的视角研究文学，是近些年来的一个热门课题，其理论根据，还是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从作家的视角研究文学偏重于“知人”，从制度的视角研究文学，则属“论世”。这种研究文学的方法，在西方属于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的范畴，也是很传统的。当然，一些后起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在涉及文学问题时，也会谈到一些与制度有关的问题，如福柯的知识社会学理论和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等。“知人论世”或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即研究文学文本以外的一些环境因素，而不是文本本身。这种研究方法，以前习惯于谈论一些诸如自然条件、文化习俗、经济基础、社会变迁之类的问题，失之于泛，如今集中到具体的制度问题上，得之于专，所以近些年来，颇为一部分学者所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