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文化影响了日本历史，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影响。” ☆何为日本古代的立国之基？以律令制度为切入口，重新审视大化改新、遣唐使来华、鉴真赴日、唐招提寺等唐风浸润下日本国家与社会文化的变迁。 白村江战败后的日本正处于政治交替状态，社会动荡不安，于是取法唐朝，吸收了以律令法典为代表的一整套典章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在日本历史上也被称为“律令制时代”，可以说律令制构成了日本古代的立国之基，也是理解日本古代社会历史的关键线索。 本书以律令制度为切入口，涉及大化改新、遣唐使来华、鉴真赴日、唐招提寺等唐风浸润下日本国家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以及唐日交流的诸多方面，不仅是研究日本古代社会的重要线索，同时也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唐朝法制史和古代中日交流史。

《敦煌与隋唐城市文明》对敦煌辉煌灿烂的石窟艺术、文献和出土文物等进行挖掘、整理，从城市文明、城市居民、商业经济、衣食住行、学校教育、文学语言、宗教生活、娱乐生活、婚丧嫁娶、友好往来等各个侧面再现隋唐城市生活的精彩细节，揭示隋唐城市文明的丰富内涵。在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中，隋唐时代的长安、洛阳以其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和繁荣多彩的城市生活而享誉世界。沧海桑田，这些精彩的场景在今天已难觅踪迹。然而在敦煌，由于内容浩博的石窟艺术和文献的存在，隋唐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留下了珍贵的印迹，为探索并复原隋唐城市文明开辟了一条蹊径。

《隋唐长安与中亚文明》主要内容包括：隋唐与中亚诸国的政治交往、中亚诸国之地理范围及历史社会情况、隋唐对西域的经营及与中亚的政治交往、隋唐时期长安与中亚的交通、隋唐长安中亚诸国人及其后裔、文献典籍及墓志石刻中所见隋唐长安中亚诸国人及其后裔、隋唐长安中亚诸国人的来源与活动、隋唐长安中亚诸国人聚居及汉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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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帝国时期。孙英刚教授提炼出五大关键词：“世界主义”“佛教帝国”“贵族政治”“律令制社会”“神文时代”，以中古政治史的宗教面为线索，展现隋唐盛世的完整面貌。三册书将隋唐时代划分为三个阶段： 《隋唐：帝国的形成》始自隋文帝，迄于武后掌权。这一时段，贵族政治仍是中国历史的主线，尤其表现在大量的皇子政治集团的涌现。统治阶级中的各大家族各自下注，甚至两边下注，希望能延续自己的政治地位。 《隋唐：盛衰的痕迹》自女皇登基开始，跨越开元盛世至安史之乱前夕结束。这段时期是唐朝盛极而衰的关键转折点，也是隋唐“世界主义”特征最鲜明的时期。浑厚、包容，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再造了中国文明，进而带来了宗教、文化、制度、知识的璀璨和辉煌。 《隋唐：文明的转向》完整展现安史之乱全景，详细解读晚唐的藩镇割据。这段时期的主要的特征是唐朝试图中兴与藩镇割据、...(展开全部)

作者强调：21世纪的中国人必须树立的一个新观念便是：中国的“历史文明”是中国“现代国家”的最大资源。21世纪的中国能开创多大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人是否自觉地把“现代国家”置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之源头活水中。做中国人意味着属于当今世界唯一有可能在西方主导下争取文化独立的文化民族，唯一有可能充分获得自我尊严的民族。一个完全被西方所笼罩的非西方民族是没有尊严的，因此，做中国人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因为你有历史的可能性。中国的软实力在于“儒家社会主义”，深入发掘“儒家社会主义”的深刻含义是21世纪的最伟大课题。近百年前胡适留美时曾言：“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曾几何时，乃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天下之大耻。”中国大学之真精神和真生命在于对这一大耻的自我意识中。

埃尔曼·塞维斯（1915-1996）：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新进化论代表人物之一。1941年于密歇根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51年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于1949~195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任教。1953~1969年任职于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1969~1985年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人类学系教授。主要从事南美民族学、文化进化和文化人类学理论研究。其他主要著作有：《文化与进化》（与马歇尔·萨林斯共同主编，1960）、《原始社会的结构》（1962）、《民族学概论》（修订版1963）、《狩猎者》（1966）、《文化进化论》（1971）、《一个世纪的争论：1860-1960年的民族学问题》（198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