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集卷一收录的《简明日本通史》，是依田先生在中国讲学时所使用的讲稿。已故的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在《序言》中作了准确扼要的评价，并推荐说：“这部书既可作教材使用，也可以供对日外事工作人员检阅和参考。”卷二《日本帝国主义研究》着重从经济上揭露二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和华北地区的侵略，其特点是运用大量的资料、统计和图表，而且几乎全部都是日本统治阶层的资料，然后用画龙点睛的手法，轻轻点上几笔，勾画出侵略者险恶狠毒的用心和狰狞面目，反推出给我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痛苦。卷三中收录的《近代日本与中国》，论述了近代日本帝国主义是在野蛮侵略和掠夺中国、朝鲜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同时也在中国、朝鲜以及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的反抗中走向灭亡。卷三中收录的《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和卷四《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是在我国推行“改革开放”、全面现代化时期，...(展开全部)

本文集卷一收录的《简明日本通史》，是依田先生在中国讲学时所使用的讲稿。已故的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在《序言》中作了准确扼要的评价，并推荐说：“这部书既可作教材使用，也可以供对日外事工作人员检阅和参考。”卷二《日本帝国主义研究》着重从经济上揭露二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和华北地区的侵略，其特点是运用大量的资料、统计和图表，而且几乎全部都是日本统治阶层的资料，然后用画龙点睛的手法，轻轻点上几笔，勾画出侵略者险恶狠毒的用心和狰狞面目，反推出给我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痛苦。卷三中收录的《近代日本与中国》，论述了近代日本帝国主义是在野蛮侵略和掠夺中国、朝鲜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同时也在中国、朝鲜以及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的反抗中走向灭亡。卷三中收录的《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和卷四《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是在我国推行“改革开放”、全面现代化时期，...(展开全部)

《宗教改革与德国近代化的道路》内容简介：在德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事件比宗教改革更加引人注目了。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在维腾贝格的卡斯特教堂墙上贴出反对销售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迅速演变成为一场波澜壮阔的宗教改革运动。整个德国都在传抄路德的论纲，成千上万的农民、手工工匠、下层僧侣、小贵族和人文主义者联合了起来，高举神圣的《福音书》，他们或写信、或游行、或翻印路德的文章，从四面八方赶来声援路德这位敢于公开谴责罗马教廷的英勇僧侣。然而，宗教改革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反对了德国民众所憎恨的外国势力和罗马教廷，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普通人自下而上发动的一场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正因为这样，恩格斯称宗教改革和德国农民战争为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决战”；德国历史学家马克斯•施泰因梅茨断言它是“1918年11月革命之前德国人...(展开全部)

《宗教改革与德国近代化的道路》内容简介：在德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事件比宗教改革更加引人注目了。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在维腾贝格的卡斯特教堂墙上贴出反对销售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迅速演变成为一场波澜壮阔的宗教改革运动。整个德国都在传抄路德的论纲，成千上万的农民、手工工匠、下层僧侣、小贵族和人文主义者联合了起来，高举神圣的《福音书》，他们或写信、或游行、或翻印路德的文章，从四面八方赶来声援路德这位敢于公开谴责罗马教廷的英勇僧侣。然而，宗教改革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反对了德国民众所憎恨的外国势力和罗马教廷，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普通人自下而上发动的一场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正因为这样，恩格斯称宗教改革和德国农民战争为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决战”；德国历史学家马克斯•施泰因梅茨断言它是“1918年11月革命之前德国人...(展开全部)

本书考察了16世纪初期德国特殊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从中总结出宗教改革运动爆发的背景和政治经济因素；然后描述了宗教改革家为进行改革而采用的策略、改革的过程，并对路德新教教义进行分析，涉及对宗教改革运动思想体系的分析和对其社会作用的分析；本书还研究了普通人的大革命，包括发生在城市中的基督教社区宗教改革和发生在农村的德国农民战争——着重分析了普通人革命与德国宗教改革的关系。同时，本书涉及宗教改革时期社会的变迁，包括婚姻的世俗化、对禁欲主义的批判和新的教育制度的兴起。

依田熹家，日本历史学家。1931年出生于日本东京。1957年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史学科日本史专业毕业。1961年修完早大商学研究科经济史专业硕士课程。1992年以论文《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获中国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66年以后，历任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助教、

本书是关于长沙近代城市史研究的第一本学术著作，主要从近代化启动的角度揭示长沙在近代化中的际遇和发展，意在抓住中国城市近代化的一个关点，以加深对该问题的认识。本书提出了中国城市近代化的“精神助力”一说，为中国近代化城市发展研究提出了新的视角。并将长沙开埠描述为“被动中的主动开埠”，推进了关于近代中国条约口岸的研究。行文之中，还对某些问题作了有别于他人的分析，如关于郭嵩焘在长沙的洋务宣传，关于长沙维新变法运动中“翼教”湘绅同激进维新派之间的“共同话题”，关于湖南时务学堂学生人数的考证，关于清末“新政”时期长沙发展经济热潮的特征，关于长沙区域经济地位的变迁及口岸贸易特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