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书类目》讲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徽州文书被发现的消息披诸报端后，该文献的重要性与学术价值便引起有关学者的高度重视，以至被学术界称誉为本世纪中国文献史上继甲骨文字、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档案之后的第五大发现。进入八十年代，一门以徽州文书和徽州历史为研究对象的新学科——徽学，在史学领域蓬勃兴起。毫无疑义，这一新兴学科的问世，与徽州文书的发现以及对它不断深入的整理和研究是密不可分的。

徽州文书被誉为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档案等发现之后中国历史文化上的第五大发现。它是历史上的徽州人在其具体的社会生产、生活的交往过程中为各自切身利益形成的原始凭据、字据、记录，是徽州历史、文化、社会发展以及生产、劳动、商业、社会交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状况的最真实、具体的反映，具有唯一性的特征。 《徽州文书》（第一辑）共10卷，影印了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和黄山市祁门县博物馆所藏徽州文书5000余份。这些文书都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发现的，其最大的特点是突出文书的归户性：以户为单位，以文书本身产生和形成的自然顺序编排。第一卷～第五卷收录了“伯山书屋”藏黟县文书十户，第六卷～第十卷收录了祁门博物馆藏祁门文书五户。 《徽州文书》是我们进行中国传统社会多维实态研究的第一手的珍贵资料，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文献学等领域都有...(展开全部)

徽州文书被誉为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档案等发现之后中国历史文化上的第五大发现。它是历史上的徽州人在其具体的社会生产、生活的交往过程中为各自切身利益形成的原始凭据、字据、记录，是徽州历史、文化、社会发展以及生产、劳动、商业、社会交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状况的最真实、具体的反映，具有唯一性的特征。 《徽州文书》（第一辑）共10卷，影印了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和黄山市祁门县博物馆所藏徽州文书5000余份。这些文书都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发现的，其最大的特点是突出文书的归户性：以户为单位，以文书本身产生和形成的自然顺序编排。第一卷～第五卷收录了“伯山书屋”藏黟县文书十户，第六卷～第十卷收录了祁门博物馆藏祁门文书五户。 《徽州文书》是我们进行中国传统社会多维实态研究的第一手的珍贵资料，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文献学等领域都有...(展开全部)

本书在写作中，除遵循全书的总体要求外，我们还力求“实、全、新”。“实”是求实，即努力确保所介绍的文书档案的真实性。“全”是力求全面介绍徽州文书档案的种类和作用。在做好前两项要求的基础上，再力求“新”，即努力关注徽州文书档案的最新发现，在徽州文书档案的公布上努力求新。本书中，我们对徽州文书档案中所反映出来的一些新的时清徽州社会和经济史问题进行了思考。如在推收税票中官票与都图小票的关系、银楼业在大户税收中的介入、会票的两种用途等问题上，有一些新发现。对一些新发现的文书档案种类，如乡约簿、屯田户由、祭祀龙简、引票、护票、官商批文、典商会票、免税执照、杂捐收票、循环簿、执事单、捷报、监考关防、退婚书等，作了公布和介绍，相信此举对徽学乃至其他学术研究，会有所裨益。

徽州诉讼文书跨越明清两代，既有官府的诉讼卷宗，也有民间收存的诉讼文书，更是长时段、多方面地了解明清及近代中国诉讼制度与地方社会变迁的一个基石与重要参照。《明清徽州诉讼文书研究》通过对明清徽州诉讼文书的深入、系统研究，尽可能地观照了明清 “诉讼社会”的历史背景、诉讼程序、典型案例、法律观念等方方面面，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

《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研究》以明清徽州宗族文书为中心，采用文书档案与文献记载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考察相结合的方法，解读文书的形式，阐释文书的内涵，对徽州宗教文书作出分类考察，进而揭示明清徽州宗族的各种社会关系。

本书收录了安徽省徽州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租佃文约、田土契约、合同文书、卖身契、典当文约、税契凭证、赋税票据等的契约文书。宋元明编（1—20册），清民国编（1—20册），共40册

本书收录了安徽省徽州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租佃文约、田土契约、合同文书、卖身契、典当文约、税契凭证、赋税票据等的契约文书。宋元明编（1—20册），清民国编（1—20册），共40册

本书点校整理了1234份徽州合同文书，收入合同文书之集中，数量之多，为历来之最。按合同文书的形制分为《分单》《阄书》《合同》三部分。《分单》收录顺治十八年（1661年）至1955年共141份，《阄书》收录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至1954年共456份，《合同》收录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至1967年共637份。各部分以文书写定的时间顺序编排，每份文书均编有档案号、文书名，方便读者检索利用。 徽州文书是徽州民间档案的遗存，由历史上的徽州老百姓在具体生产生活及社会交往过程中自发形成，之后又作为一种家庭档案而保存下来。它具有真实性、唯一性、形式多样性、系统完整性、归户性等特点。不仅在徽学研究领域意义重大，在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献学、法制史等领域也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