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政治中，理论决定政策，其关系可谓紧密。戊戌变法堪称近代史的转折事件之一，它的主要推动者康有为、梁启超有没有核心思想和成体系的理论？他们的思想资源从何而来？与改革的走向又有着怎样的关系？二十余年来，茅海建教授沉浸于戊戌变法，从点滴的档案释证做起，依次完成了厘清重要史事、鉴注核心史料、考察康梁以外z大的改革派——张之洞陈宝箴集团的多项工作，进入到戊戌变法的“深水区”——康梁的思想研究，通过文本与史事互证、“由梁渡康”等方式，确认了在变法前形成的“大同三世说”的内涵及持该学说的康有为在政治上的权变、康有为派上层路线与下层路线并举的基本策略、康梁变法思想形似西学而主体仍为中学的本色，为戊戌变法史再添稳固的基石。

在现代政治中，理论决定政策，其关系可谓紧密。戊戌变法堪称近代史的转折事件之一，它的主要推动者康有为、梁启超有没有核心思想和成体系的理论？他们的思想资源从何而来？与改革的走向又有着怎样的关系？二十余年来，茅海建教授沉浸于戊戌变法，从点滴的档案释证做起，依次完成了厘清重要史事、鉴注核心史料、考察康梁以外z大的改革派——张之洞陈宝箴集团的多项工作，进入到戊戌变法的“深水区”——康梁的思想研究，通过文本与史事互证、“由梁渡康”等方式，确认了在变法前形成的“大同三世说”的内涵及持该学说的康有为在政治上的权变、康有为派上层路线与下层路线并举的基本策略、康梁变法思想形似西学而主体仍为中学的本色，为戊戌变法史再添稳固的基石。

《康有为思想研究》是萧公权先生最后一部长篇学术巨著，原为英文撰写，先以论文形式发表于学术期刊，后汇集成书，补写家世与生平两篇以及教育改革一章，分为四编。今由汪荣祖译成中文，列入《萧公权文集》第七册。 萧先生深入研究康有为，文长四十余万言，缘起于大批康氏未刊稿的出现。资料既备，萧先生以其精湛的哲学素养治思想史，自如探囊取物，源源不绝。这批康氏未刊稿微卷即由萧先生赠与位於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而流传台湾。萧先生以“平心”阅读康有为的未刊稿之后，对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巨子，有新的理解与论断。当英文原著出版后，有些读者认为作者于康虽有批评，然大体而言过于同情康氏，甚至有左袒之嫌。此种观点多少受到民国以后革命史观的影响。事实上，萧先生本人早年撰写《中国政治思想史》康有为一章，亦有所不免。这些观点经深入验证后，有所修正，斯乃史家忠于文献、实事求是的态度。...(展开全部)

《康有为思想研究》是萧公权先生最后一部长篇学术巨著，原为英文撰写，先以论文形式发表于学术期刊，后汇集成书，补写家世与生平两篇以及教育改革一章，分为四编。今由汪荣祖译成中文，列入《萧公权文集》第七册。 萧先生深入研究康有为，文长四十余万言，缘起于大批康氏未刊稿的出现。资料既备，萧先生以其精湛的哲学素养治思想史，自如探囊取物，源源不绝。这批康氏未刊稿微卷即由萧先生赠与位於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而流传台湾。萧先生以“平心”阅读康有为的未刊稿之后，对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巨子，有新的理解与论断。当英文原著出版后，有些读者认为作者于康虽有批评，然大体而言过于同情康氏，甚至有左袒之嫌。此种观点多少受到民国以后革命史观的影响。事实上，萧先生本人早年撰写《中国政治思想史》康有为一章，亦有所不免。这些观点经深入验证后，有所修正，斯乃史家忠于文献、实事求是的态度。...(展开全部)

《康有为思想研究》是萧公权先生最后一部长篇学术巨著，原为英文撰写，先以论文形式发表于学术期刊，后再汇集成书，补写家世与生平两篇以及教育改革一章，分为四编。今由汪荣祖译成中文，列入萧公权全集第七册。 萧先生深入研究康有为，文长四十余万言，缘起于大批康氏未刊稿的出现。资料既备，萧先生以其精湛的哲学素养来治思想史，自如探囊取物，而且源源不绝。这批康氏未刊稿微卷即由萧先生赠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而流传台湾的。 萧先生以“平心”阅读康有为的未刊稿之后，对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巨子，有新的理解与论断。当英文原著出版后，有些读者认为作者于康虽有批评，然大体而言过于同情康氏，甚至有左袒之嫌。此种观点多少受到民国以后革命史观的影响。事实上，萧先生本人早年撰写《中国政治思想史》有关康有为一章时，亦有所不免。这些观点经深入验证后，都有所修正，斯乃史家忠于文...(展开全部)

《康有为思想研究》是萧公权先生最后一部长篇学术巨著，原为英文撰写，先以论文形式发表于学术期刊，后再汇集成书，补写家世与生平两篇以及教育改革一章，分为四编。今由汪荣祖译成中文，列入萧公权全集第七册。 萧先生深入研究康有为，文长四十余万言，缘起于大批康氏未刊稿的出现。资料既备，萧先生以其精湛的哲学素养来治思想史，自如探囊取物，而且源源不绝。这批康氏未刊稿微卷即由萧先生赠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而流传台湾的。 萧先生以“平心”阅读康有为的未刊稿之后，对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巨子，有新的理解与论断。当英文原著出版后，有些读者认为作者于康虽有批评，然大体而言过于同情康氏，甚至有左袒之嫌。此种观点多少受到民国以后革命史观的影响。事实上，萧先生本人早年撰写《中国政治思想史》有关康有为一章时，亦有所不免。这些观点经深入验证后，都有所修正，斯乃史家忠于文...(展开全部)

《岭南文库:康有为》是“岭南文库”系列之一，《岭南文库:康有为》讲述了康有为的故事。《岭南文库:康有为》从历代有关岭南之名著中选择若干为读者所需的典籍，编校注释，选粹重印。个别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译著，亦在选辑之列。

严复与梁启超，两位“转型时代”的启蒙先知，犹双峰并峙，引领晚清启蒙思想之风骚，并成为五四启蒙诸贤的精神导师。作为中国启蒙运动之父，严复是向西方借取现代文明之火种的盗火者。其《原强》等雄文开晚清启蒙运动之先河，其对西方现代文明秩序之“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揭示，其译作《天演论》激起的进化论思潮对儒家古典世界观的冲击，其输入亚当斯密《国富论》而揭明中国经济转型之方向，石破天惊。以“新思想界之陈涉”自许的梁启超，则发起思想革命和道德革命，以输入现代新道德新观念，其《新民说》倡言民族主义与国民精神，反思国民精神之阙弊，成为清末影响*为深远的启蒙著作。本书聚焦严梁在自由与国家、国民与政制、进化与伦理、盎格鲁模式与普鲁士模式之间的艰难求索，从而展现两位启蒙巨擘徘徊于中西文化之间的紧张而丰富的灵魂，以及晚清启蒙思想的激荡风云。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学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今江门市新会区）人。清代光绪（1875―1908年）举人。与其师康有为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赴北京参加会试，追随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1896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1898年入京，参与“百日维新”，以六品衔办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名北京大学）、译书局。1898年9月“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初编《清议报》，继编《新民丛报》，坚持立宪保皇，受到民主革命派的批判；但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对当时知识界有很大影响。 1911年底“辛亥革命”后，以立宪党为基础组成进步党，出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1916年则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后又组织研究系，与段祺瑞合作，出任财政总长。 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反对“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早年所作政论文，流利畅达，感情奔放。晚年在清华学校（1928年改名清华大学）讲学。著述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语言、宗教、文化艺术、文字音韵等。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学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今江门市新会区）人。清代光绪（1875―1908年）举人。与其师康有为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赴北京参加会试，追随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1896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1898年入京，参与“百日维新”，以六品衔办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名北京大学）、译书局。1898年9月“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初编《清议报》，继编《新民丛报》，坚持立宪保皇，受到民主革命派的批判；但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对当时知识界有很大影响。 1911年底“辛亥革命”后，以立宪党为基础组成进步党，出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1916年则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后又组织研究系，与段祺瑞合作，出任财政总长。 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反对“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早年所作政论文，流利畅达，感情奔放。晚年在清华学校（1928年改名清华大学）讲学。著述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语言、宗教、文化艺术、文字音韵等。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