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战国至汉初的黄老思想为研究对象，共包括绪论和四章正文。 绪论包括选题缘由，研究范围的界定，相关文献及使用原则，相关研究综述等。 第一章是对黄老概念的厘清。包括对“黄老”之名、黄老思想基本内涵的界定，黄老与老庄、道教之间的关系等。 第二章论述黄老思想与其他诸子学派的关系，包括黄老与杂家、名法、儒墨和阴阳四个方面。 第三章考证黄老思想的源流。考察了《老子》所存在的二元思维特征；对黄老之学产生于齐国说提出质疑，并以文献史料的分析为基础，提出了黄老思想发源于楚地的观点；对从春秋末至汉初的黄老源流进行了合理推测。 第四章考察了黄老与汉初政治的关系。提出了统治思想的“层次”说；对汉初黄老思想独具的特点进行分析，并论述了黄老地位的变动与汉初统治者的关系。

本书首次利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对河套地区157座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大小城址进行了系铳整理和分类，并对这些大小城址的历史背景、墓葬材料、长城、出土封泥官印、壁画等进行综台考察，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精彩纷呈的河套文化全景图，对于读者深入了解该时期该区域的经济文化交通发展情况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本书首次利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对河套地区157座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大小城址进行了系铳整理和分类，并对这些大小城址的历史背景、墓葬材料、长城、出土封泥官印、壁画等进行综台考察，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精彩纷呈的河套文化全景图，对于读者深入了解该时期该区域的经济文化交通发展情况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韩非思想研究:以黄老为本》内容简介：韩非是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者，他才华横溢，也因才被杀，正如庄子在《人间吐》中所讲：“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司马迁感叹韩非聪明却不能自保：“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韩非揭露了人好利恶害、自为的本性，撕掉了人与人关系中温情的面纱；他论证了君主的至上地位，教给君主因势用术；他高举法的权威，批评仁义礼治。他留下了代表其思想的大量篇章，形成了《韩非子》一书。韩非思想在秦朝得以实践，而用韩非之术的秦朝却二代而亡；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而韩非思想与儒家思想不合。因此，历代学者对韩非其人及其思想的评价争议颇多。

《近年出土黄老思想文献研究(精)》通过近年出土的考古文献，如郭店楚简《太一生水》，上海博物馆藏楚简《恒先》、《三德》、《凡物流形》等战国时期的材料，以及一部分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西汉帛书，如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物则有形”图等，试图对早期黄老道家的面貌做出研究，并对黄老道家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哪些出土文献可以认定与黄老道家相关，黄老道家如何走向全盛，老子系统的道家和黄帝系统的道家为何能够合流，黄老道家独特的道论与政论，独特的宇宙论、气论，黄帝的地位与作用，黄老道家特殊的文本结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做出探索。

《近年出土黄老思想文献研究(精)》通过近年出土的考古文献，如郭店楚简《太一生水》，上海博物馆藏楚简《恒先》、《三德》、《凡物流形》等战国时期的材料，以及一部分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西汉帛书，如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物则有形”图等，试图对早期黄老道家的面貌做出研究，并对黄老道家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哪些出土文献可以认定与黄老道家相关，黄老道家如何走向全盛，老子系统的道家和黄帝系统的道家为何能够合流，黄老道家独特的道论与政论，独特的宇宙论、气论，黄帝的地位与作用，黄老道家特殊的文本结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做出探索。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是国家掌握人口、征调赋役、管控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以唐代两税法承认客籍为标志，中国古代户籍的著录对象、编制原则乃至管理系统都发生了划阶段的重大变化。《从户版到纸籍：战国至唐代户籍制度考论》综合利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融通简牍学与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在全面系统整理战国至唐代中期户籍文书的基础上，以专题形式对这一时期户籍制度的发展演化及其相应的社会结构变化进行实证考察和理论分析，并从简纸更替这一全新视角揭示中古时期伴随着书写材料的改变，国家行政制度和社会控制方式相应发生的重大变化。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是国家掌握人口、征调赋役、管控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以唐代两税法承认客籍为标志，中国古代户籍的著录对象、编制原则乃至管理系统都发生了划阶段的重大变化。《从户版到纸籍：战国至唐代户籍制度考论》综合利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融通简牍学与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在全面系统整理战国至唐代中期户籍文书的基础上，以专题形式对这一时期户籍制度的发展演化及其相应的社会结构变化进行实证考察和理论分析，并从简纸更替这一全新视角揭示中古时期伴随着书写材料的改变，国家行政制度和社会控制方式相应发生的重大变化。

《战国竹书研究》内容简介：中大历来是古文字学重镇，多有名师，富有藏书。受其师、书之教，学业稍有长进。曾先生在简帛研究方面造诣精深，所以我的论文题目很早就预定以简帛研究为限。只是简帛文献十分丰富，囿於学力，范围一再缩小，最后圈定在战国竹书上面。 我最初认为是扬长避短的一个选择，因为自己本科和研究生读的都是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阶段的主攻方向恰好又是战国文字，并且导师李家浩先生是著名古文字学家中著名的战国文字专家，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基础大概是具备了，所以裘先生曾在学位论文的评语中奖勉说“已有较深造诣”。尽管这样，本论文的写作还是处处显得捉襟见肘，好在曾先生不时加以指导，所以三年来的写作虽然断断续续，但并没有出现太长时间的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