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对敦煌所存小乘律典、大乘律典及相关佛教文书的文本分析，着重从教制史研究的视角，探讨了国际佛学界所关注的律仪制度问题，对佛教中国化、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思想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有启发性的论点。

本书从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宾礼、军礼、燕飨礼等几个方面对楚国的礼仪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是关于楚国礼仪制度的最新力作。

本书收录了作者关于敦煌佛教造像、壁画等图像的研究论文16篇。书中关于敦煌佛教图像的附图、描述，为读者提供了敦煌佛教图像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每篇论文都从敦煌地区所存佛教图像出发，寻求佛经依据。解决了许多长久以来，敦煌佛教图像上令人费解的问题，也通过实地勘察和引用佛经文献，纠正了学术界对某些图像解读的偏差。该书不但具有资料价值、学术价值，而且是广大读者了解敦煌、游览敦煌极好的引导读物。

本书将敦煌3-10世纪的佛教活动置于敦煌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通过对历史上敦煌佛教文献的社会性质、敦煌石窟佛教艺术的社会功能、敦煌僧团的社会作用、敦煌佛教与中国民间信仰、从敦煌看佛教对社会发展的进步用途等方面的探讨,论证历史上的敦煌佛教是社会化的佛教,是中国大乘佛教的实践,为佛教与社会的共存共进和未来提供历史的借鉴。

《敦煌佛教感通画研究》是张小刚同志在其同名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自2001年开始从事敦煌瑞像图等题材的研究工作，此后的十年间，陆续发表了不少相关方面的学术论文，以这些积累为基础，完成了其博士论文《敦煌佛教感通画研究》。2011年5月，作者在武汉大学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其博士论文《敦煌佛教感通画研究》获得答辩委员会专家们的高度评价，被确定为武汉大学很好博士论文。

改变以“巡狩礼典”为中心进行单一礼仪研究的格局，将唐代皇帝行幸礼仪分成卜日礼、驾行太庙告享礼、驾行问起居仪、驾行迎谒仪、銮驾出宫仪、銮驾还宫仪等若干单元进行逐一探讨，既还原礼仪形态又研究其实际运作。同时，运用史料推演法探求潜在制度以及不成文规则条文中唐代皇帝行幸礼仪得以顺利进行的制度保障及其运作机制，即对请行幸制度、行幸决定制度、驾行问起居制度、驾行迎谒制度、驾行太庙告祭制度、驾行夜警晨严制度、驾行警跸制度、驾行仪卫制度、驾行扈从制度、驾行献食制度、驾行供置制度等内容进行细致考究。两者结合即实现了唐代皇帝行幸礼仪制度在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的系统考察，在此基础上将其置于隋唐五代国家与社会背景中予以审视，梳理其历史地位，并揭示其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传输中的功效。

本书创造性地研究了南宋佛教制度文化及其在国内外特有的文化影响力问题，从三个角度展开讨论： 一是政府行政机制与寺院体制关系；南宋朝与户籍配套的僧籍体制、通过敕额进行合法寺数控制、敕差住持制度、寺院住持体制等，提高了佛教的社会文化影响力。二是寺院体制关系本身；嘉定年间出现的五山十刹体制及作为其外在物质形式的寺院建筑功能等，形成特定制度文化，成为佛教制度建设进程中的鼎盛期。三是寺院体制内部结构关系；因体制内涵的经营性质而体现的寺院经济经营模式，及其与社会经济系统互动的和谐性质，成为相应制度安排的特有表现， 研究视点从以往习见的僧团、教派转移到以寺院为主体，用详实的资料和鲜明的观点说明南宋佛教在与社会关系的和谐互动中建立的寺院体制，成为佛教发展迄今的基本制度。

佛教官寺，即唐代通过皇帝诏敕在全国诸州统一设立、制度整齐划一、承担若干特殊功能的官立佛教寺院。佛教官寺既是唐代国家宗教政策和宗教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唐代全国佛教寺院网络的核心组成部分。本书在系统梳理相关成果的基础上，针对既有研究中存在的缺失和不足，辨析了关于唐代佛教官寺制度渊源的三种主要观点；研究了唐高宗乾封元年佛教官寺制度的内容、执行及其意义；在辑考、系年和空间定位的基础上，对武周大云官寺、唐中宗龙兴官寺、唐玄宗开元官寺的制敕内容、设立时间、设立方式、制敕的执行力度、官寺的时空分布变迁大势及其原因进行了讨论；归纳并梳理了唐代佛教官寺的四项主要特殊功能及其产生和发展过程；揭示了佛教官寺与中晚唐半独立藩镇的政治合法性构建之间的关系；梳理了唐代官寺官观制度对北宋中国、日本奈良朝、朝鲜半岛高丽朝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