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17篇专题论文改写而成，现有十三章，分为四编，大致围绕敦煌吐鲁番文献而展开。分为律令制度、社会经济、学术与教育、占卜与历日四编，具体内容涉及：唐尚书六部二十四格初探、敦煌出度文书所见唐代度牒的申领与发放、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三贾均市”的制作与实践等。

《技术转移与社会文化》作者富田彻男是研究技术史和专利问题的专家。《技术转移与社会文化》是他的一本力作。全书以纵向、横向的比较方法，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技术转移与自然、人文环境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引进他国技术时须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否则便不能扎下根来。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他在书中引用了大量资料进行论证，条理分明，剖析深刻，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对外引进颇具借鉴作用。

历史材料的发现与善加使用历来是史学研究突破既有藩篱，开辟学术研究新领域与新范式的重要途径。王尔敏先生作为史学方家，于此颇有心得，亦有不凡建树。本書即其關於明、清两代庶民文化研究集大成之作，對傳統中國民間日常生活細節，羅列了詳盡的資料，舉凡清代朝野最熟知的《聖諭廣訓》之頌行始末，鄉里儒生的入世事業所反映的儒學俗化現象和節慶，交際、遊樂等文化生態，秘密宗教如白蓮教，秘密會社如丐幫、鏢局等社群生態，皆有創論，充分展現了庶民文化的活力和創造力，並為史學研究另闢蹊徑。

本书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初高师与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结项成果。全书分为五部分，包括民初高师的沿革及其历史境遇、民初高师与新文化运动、民初高师与近代社会思潮、民初高师与新教育运动、民初高师与新史学建设等。民初高师，指的是民国初年的高等师范学校，包括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等。这一群体是近代社会变动与国家意志支配的产物，时代赋予了他们参与近代社会文化重建的特殊使命。

新时期史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也不无值得反思的问题。作者注意到，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日渐聚焦于日常生活和个人体验，却刻意回避对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运动的关注；日渐深入解析群体生活的样态风情，而无视精英或社会运动领袖的行为与选择。那么，一旦失去对重大历史事变和社会运动发展的关注和解释能力，它还是社会的历史么？本书是作者近年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集结，聚焦社会史研究的方法与未来，政策得失与观念演进，阶层变迁与社会记忆，制度变革与空间改造，推陈出新，史料丰硕，说理透彻，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社会提供了敏锐的视角。

道教是唐代歷史中一個重要的社會文化現象，對民眾的日常生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因此要很好地認識和把握唐代歷史，就應該深入地瞭解道教在當時社會生活中的作用。社會文化史是將社會和文化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考察的方法，它強調將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具體事實進行文化闡釋，以此探求各個社會因素之間的互動過程。因此，本書選取了神仙道教與唐代社會、道教與唐代婦女、道士的宗教世俗生活、道教法術與民間習俗、道教神仙與民間信仰、歲時節俗中的道教印記以及儒、釋、道之間的互動與融合等幾個方面進行剖析，試圖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來透視唐代道教，對道教在唐代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做出較為客觀的解釋。

社会文化史强调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将社会史分析和文化史诠释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在分析社会现象时，不能忽视相关人群对这些现象的理解或这些现象之于当事人的意义，唯有如此，社会史分析才不致死板、僵硬；在诠释文化现象时，不能忽视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唯有如此，文化史诠释才不致空泛、玄虚。 本书按主题分成五编：一、认同，二、神明信仰，三、宗教仪式，四、历史记忆，五、感知、空间及其他。这些主题远远没有囊括社会文化史触及的所有课题，但应该说眼下比较重要的论题，大体已经涵盖在这些主题之下。 在选编论文过程中，编者考虑到论文触及的区域和时段，注意体现当前中国社会文化史领域触及的区域、时段的广度。不过，不难看出，就区域而言，本书所收论文，对南中国的讨论多于对华北的讨论；就时段而言，对明清的讨论多于对其他时段的讨论，这种不平衡并非出自编者的研究偏好，也不意味着这...(展开全部)

《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专论清代之文献文化，其基本思路是关注社会中层与底层，尤其是区域社会的“书群”，以体现清代文献的时代特色和本土特色。本卷强调，文献文化史要研究“动态的文献”或者有“社会情缘的文献”，具体而言，是既要关注文献的内容与物质形态呈现（如家集、新学书籍、日记等新文献形态），关注文献之著述、编辑、刊印、流通、阅读等环节以及每一环节所牵涉的行为动机，又要关注所关联的环节与人群之间的互动，如关注抄书、藏书题跋、石印等环节以及书估、女性读者等人群，通过对零散材料的搜集与整合，提炼问题，展开深入而有新意的探讨。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文化发达，并形成了京洛（开封、洛阳）、江浙、江西、福建、四川等若干个区域文化中心。除京洛位于北方，为传统中原文化发达之区外，其他四个中心均在南方。宋代形成的这一文化格局，表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同时，文化重心亦实现了南移。宋代疆域不广，武功不盛，远不能与汉唐相比，但文化却高度发展，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如何解释上述现象？本书以四川作为案例研究对象，从移民、民间私学教育、士人学术交游圈、家学传承、民间藏书、书院等多个角度，作深入细致的研究，以期为宋代学术文化繁荣提供一个具体的解释路径，同时揭示其社会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