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为中国大陆较早从事数字人文研究的学者，曾首倡数字人文应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结合、发展“数字现代文学”“数字文献学”等一系列观点，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本书即在上述观点指导下，首度较为系统地探讨了数字人文的概念、理论、方法、技术，及其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等重要议题，并以多项数字人文取向的现代文学专题研究、个案研究为基础，对“数字现代文学”及其相关领域作出了多方面的开拓。本书可供数字人文、中国文学、文献学等领域研究者参考。

《中国现代文学》的酝酿已有七个年头儿了。2002年我受命担任武汉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分管本科教学工作。正值新世纪之初，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高等教育也随之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对新的形势，如何更好地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人才？这已是摆在我们高等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不得不思考、不能不应对的当务之急。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为了适应人才观和教育理念的发展变化，我与时任系主任的龙泉明教授策划，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为试点，从修订培养方案入手，全方位地开展本科教学改革。举措之一，就是大刀阔斧地调整课程体系，压缩通史性、概论性课程，增加原典研读课程和实践性课程，旨在强化学生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与此相应，计划编写配套的教材。起初，为了加大原典阅读的力度，配合新培养方案增设的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课程，我们首先组编了《高等学校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教材》，...(展开全部)

《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下)》简介：樊骏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有着重大的建树。在学科的总体建设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有着突出的贡献。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与现状、成就与问题、经验与教训，都做过相当系统深入的考察。结合着半个多世纪以来学科的沉浮起伏，他写了不少“研究之研究”的相当扎实的文章，不仅对过去的状况进行了总结，并且提出了许多前瞻性的意见。他的学术论著上承前辈，下启后学，产生过相当广泛的影响；数量虽不算最多，但几乎每篇都很厚重而有分量。

1931年1月生于贵州，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英语四会，俄语可阅读。现任北京大学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顾问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大学兼任教授。1990 年获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全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曾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1984-1998）、深圳大学中文系主任（1984-1989）。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1990-1997）。

本书首次系统地把语言运动、现代文学与国文教学纳入一个互动共生的文化整体加以考察，从原始资料入手，以历史主义的态度还原晚清以来语言运动发生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阐明现代文学的语言动力机制，探讨现代汉语书面语为何以及如何建立的内在脉络，分析语言运动及现代文学在共同造就现代汉语书面语过程中所各自承担的功能，进而深入考察了国文教学这一国语运动和现代文学共享的文化声场域。

打开现代中国的一种方式，是打开现代文学。 作为“钱理群现代文学课”系列，这一本《中国现代文学新讲》，实质上就是一部“钱理群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它以“现代文学三十年”发展脉络为基本框架，精选 45 位作家、60多篇作品，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回到文学阅读、文学教育与文学史研究的起点与原点，回归文学本身——无论“新编”还是“新讲”，“新”就新在“以作家、作品为中心”。 一个基本事实：文学史的大厦，主要是靠作家，特别是大作家、经典作家支撑的；而作家的主要价值体现，就是他的作品文本。离开了作家、作品这两个基本要素，就谈不上文学史。 从1910年代《新青年》杂志诞生，现代文学三十年，历经启蒙、建构、纵深发展，薪火不息，既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也有周作人、朱自清、沈从文、冯至、萧红、张爱玲、艾青、赵树理、丁玲、钱锺书、废名、穆旦、汪曾祺……整个现代文学史就是一部现代中国人的心灵史，是现代作家作为现代中国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变革与转向作出内心反应和审美反应的历史。 研究问题，输入学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主要作者、“大文学史”理念的倡导者与实践者、资深中国现代文学史家——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这一本《新讲》是他的第100部著作，80多岁写于养老院，也是钱理群文学史著述系列的“收官之作”。他说，依然只具有“有缺憾的价值”。他还说，教育没有文学，人的生命中没有文学，就失了“魂”，会导致民族的精神危机。

打开现代中国的一种方式，是打开现代文学。 作为“钱理群现代文学课”系列，这一本《中国现代文学新讲》，实质上就是一部“钱理群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它以“现代文学三十年”发展脉络为基本框架，精选 45 位作家、60多篇作品，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回到文学阅读、文学教育与文学史研究的起点与原点，回归文学本身——无论“新编”还是“新讲”，“新”就新在“以作家、作品为中心”。 一个基本事实：文学史的大厦，主要是靠作家，特别是大作家、经典作家支撑的；而作家的主要价值体现，就是他的作品文本。离开了作家、作品这两个基本要素，就谈不上文学史。 从1910年代《新青年》杂志诞生，现代文学三十年，历经启蒙、建构、纵深发展，薪火不息，既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也有周作人、朱自清、沈从文、冯至、萧红、张爱玲、艾青、赵树理、丁玲、钱锺书、废名、穆旦、汪曾祺……整个现代文学史就是一部现代中国人的心灵史，是现代作家作为现代中国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变革与转向作出内心反应和审美反应的历史。 研究问题，输入学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主要作者、“大文学史”理念的倡导者与实践者、资深中国现代文学史家——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这一本《新讲》是他的第100部著作，80多岁写于养老院，也是钱理群文学史著述系列的“收官之作”。他说，依然只具有“有缺憾的价值”。他还说，教育没有文学，人的生命中没有文学，就失了“魂”，会导致民族的精神危机。

中国学界之选择“文学史”而不是“文苑传”或“诗文评”，作为文学研究的主要体式，明显得益于西学东渐大潮。从文学观念的转变、文类位置的偏移，到教育体制的改革与课程设置的更新，“文学史”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兼及教育与研究的著述形式，“文学史”在20世纪的中国，产量之高，传播之广，蔚为奇观。从晚清学制改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提倡新知与整理国故终于齐头并进，文学史研究也因而得到迅速发展。在此过程中，北大课堂曾走出不少名著：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还只是首开记录，接踵而来者更见精彩，如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吴梅的《词余讲义》（后改为《曲学通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和《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和《中国新...(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