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的角度，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后殖民、接受美学等有关理论，对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和研究，具体描绘了英国文学中中国形象的乌托邦和异域之美，详细分析了英国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对中国形象的正面利用和负面利用。通过研究中国形象如何被英国作家所想象、夸饰和曲解，探索了英国中国观的形成过程和规律，并对其社会心理背景及深层文化结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本卷围绕“大文学”论提倡的“回到文学本身”的理念，探索“幻想文化”与“现代中国形象”的问题。该卷著者把“非写实性”的社会小说称之为“社会幻想小说”，认为“社会幻想小说”正是中国在由“古典性中国形象转化为现代性中国形象”过程中诞生的产物。该卷探讨现代文学作品中数量庞大的社会幻想小说中“中国形象”的变化。探究社会幻想小说与“现代中国形象”问题，可以了解处于时代巨变中的知识分子对于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与选择，更重要的是，通过他们来反思当下的文学创作与文化生活，重新肩负起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

《文学地图与文化还原:从叙事学、诗学到诸子学》内容简介：学问的追求，在于文明之真、智慧之妙和人生之美，因此突破畛域而转变视野，就像风行水上，自然发生，是学术内在的精神逻辑和学理逻辑不得不如此延伸与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应该用人为的学科分割加以限制。我本来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返本求真的意识使我转而研究古典文学，不知不觉已有20年。进入到古典文学领域，我先从熟悉的小说着手，进行叙事学和文化学的探讨，但是，要想真正了解中国文化，还必须深入中国诗文，探究其中的人文意趣。所以，我又研究了李杜诗学、楚辞诗学以及宋元时期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文学。对于少数民族充沛的“边缘活力”进入文学史的主流叙事，实在是我致力颇勤之处。这两年，我的精力主要都放在了研究先秦诸子的发生学上面。就这样，在明清、唐宋、魏晋、先秦分别以专家之学的方式“打了几个桩”之后，我又开始思考文学的整体观问...(展开全部)

本书围绕曹魏与西晋两次皇权传递带来的政治变动，从皇权的交接之际入手，探讨短暂的君弱臣强局面为政治带来的不安。魏明帝托孤与晋惠帝为太子时面临的夺嫡之争，是魏晋南朝历史中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皇权传递。魏明帝顾命改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曹魏正始局势的走向，甚至决定了曹魏最终为司马氏取代。西晋武帝时期的太子地位以及围绕皇储话题形成的夺嫡之争，旷日持久，直接影响到晋武帝对于权力结构的布局，对贾充的依仗与放弃和对杨骏的启用，使西晋最终形成了政治和军事上宗王与外戚结合的格局，而这恰成为西晋此后的变乱之由。

本书围绕曹魏与西晋两次皇权传递带来的政治变动，从皇权的交接之际入手，探讨短暂的君弱臣强局面为政治带来的不安。魏明帝托孤与晋惠帝为太子时面临的夺嫡之争，是魏晋南朝历史中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皇权传递。魏明帝顾命改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曹魏正始局势的走向，甚至决定了曹魏最终为司马氏取代。西晋武帝时期的太子地位以及围绕皇储话题形成的夺嫡之争，旷日持久，直接影响到晋武帝对于权力结构的布局，对贾充的依仗与放弃和对杨骏的启用，使西晋最终形成了政治和军事上宗王与外戚结合的格局，而这恰成为西晋此后的变乱之由。

象征性思维一直与人类共存：它先于语言和话语理性而存在。形象、象征、神话，这些并不是人们精神现象中随性的产物，它们的出现回应了某种精神需求，发挥了特定的作用，即揭示人类存在过程中隐秘的思想方式。因此，对它们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地了解渺小的人类，了解尚未向客观历史条件妥协的人类。

象征性思维一直与人类共存：它先于语言和话语理性而存在。形象、象征、神话，这些并不是人们精神现象中随性的产物，它们的出现回应了某种精神需求，发挥了特定的作用，即揭示人类存在过程中隐秘的思想方式。因此，对它们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地了解渺小的人类，了解尚未向客观历史条件妥协的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