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晚清至“五四”时期黄遵宪、严复、梁启超、林纾、王国维、章太炎、吴稚晖、胡适、鲁迅和周作人这十位“轴心作家”的文学汉语实践为中心，回归语言本位，沿着文学汉语的汉语造型、主体意识和文学形式等维度展开探讨，呈现语言层面的现代文学发生史。当汉语造型的“理”为现代之“理”，实践主体之“情”为现代之“情”，文学形式的“文”为现代之“文”，并且三者统一为文学汉语时，则中国现代文学得以发生。

本书以晚清至“五四”时期黄遵宪、严复、梁启超、林纾、王国维、章太炎、吴稚晖、胡适、鲁迅和周作人这十位“轴心作家”的文学汉语实践为中心，回归语言本位，沿着文学汉语的汉语造型、主体意识和文学形式等维度展开探讨，呈现语言层面的现代文学发生史。当汉语造型的“理”为现代之“理”，实践主体之“情”为现代之“情”，文学形式的“文”为现代之“文”，并且三者统一为文学汉语时，则中国现代文学得以发生。

随着新旧世纪的交替，人们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了对中国现代文学在一个世纪里所走过的历程及其所取得的成绩的回顾与评判。这次回顾与评判，表现出来的一个基本倾向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不满。由此而引发了长达数年的关于现代文学的性质（是否具有“现代性”）、时限（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时间概念相关的问题）、成就（对现代文学的各种褒贬不一的意见）等等方面的争论。

《中国现代文学》的酝酿已有七个年头儿了。2002年我受命担任武汉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分管本科教学工作。正值新世纪之初，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高等教育也随之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对新的形势，如何更好地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人才？这已是摆在我们高等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不得不思考、不能不应对的当务之急。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为了适应人才观和教育理念的发展变化，我与时任系主任的龙泉明教授策划，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为试点，从修订培养方案入手，全方位地开展本科教学改革。举措之一，就是大刀阔斧地调整课程体系，压缩通史性、概论性课程，增加原典研读课程和实践性课程，旨在强化学生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与此相应，计划编写配套的教材。起初，为了加大原典阅读的力度，配合新培养方案增设的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课程，我们首先组编了《高等学校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教材》，...(展开全部)

《中国现代文学》的酝酿已有七个年头儿了。2002年我受命担任武汉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分管本科教学工作。正值新世纪之初，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高等教育也随之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对新的形势，如何更好地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人才？这已是摆在我们高等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不得不思考、不能不应对的当务之急。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为了适应人才观和教育理念的发展变化，我与时任系主任的龙泉明教授策划，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为试点，从修订培养方案入手，全方位地开展本科教学改革。举措之一，就是大刀阔斧地调整课程体系，压缩通史性、概论性课程，增加原典研读课程和实践性课程，旨在强化学生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与此相应，计划编写配套的教材。起初，为了加大原典阅读的力度，配合新培养方案增设的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课程，我们首先组编了《高等学校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教材》，...(展开全部)

《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从晚清到五四，一般被视做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期”，在这一过程当中，日本成为了激活中国作家生存感受、传输异域文化的“中介”。黄遵宪、梁启超到创造社的几代中国作家通过留日体验完成了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激活，在一个全新的意义上反观自己的世界，表达前所未有的新鲜感悟，这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从晚清到五四，一般被视做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期”，在这一过程当中，日本成为了激活中国作家生存感受、传输异域文化的“中介”。黄遵宪、梁启超到创造社的几代中国作家通过留日体验完成了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激活，在一个全新的意义上反观自己的世界，表达前所未有的新鲜感悟，这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从晚清到五四，一般被视做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期”，在这一过程当中，日本成为了激活中国作家生存感受、传输异域文化的“中介”。从黄遵宪、梁启超到创造社的几代中国作家通 过留日体验完成了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激活，在一个全新的意义上反观自己的世界，表达前所未有的新鲜感悟，这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契诃夫与中国现代文学》作者刘研在大学讲授外国文学，对契诃夫及其作品稔熟、喜爱且素有感悟和研究，在攻读现代文学博士学位期间，又广泛和有目的地阅读了现代作家的作品，从她的优长考试，建议她选择这样的论题，而她自己也愿意这样做，经过几年的努力，比较顺利地完成了论文，《契诃夫与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略加修茸的结果。应该说，刘研在研究中比较准确地抓住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些“契诃夫现象”，并力争突破简单的现象描述和对比式的“影响研究”，从更深入的层次阐释契诃夫对中国现代作家的精神、心理、思维和人格的影响，以及在文本内容结构、创作方法、审美风范等方面的体现和“落实”。当然，由于论题本身的难度和其他原因，《契诃夫与中国现代文学》虽然做出了努力开拓并取得值得称道的结果，但尚难称圆满、细致和深厚，对此作者也很清楚。

1931年1月生于贵州，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英语四会，俄语可阅读。现任北京大学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顾问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大学兼任教授。1990 年获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全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曾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1984-1998）、深圳大学中文系主任（1984-1989）。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1990-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