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史学前沿研究“新史学”系列之一种，本辑为该系列的第26辑，主题是“作为艺术和科学的历史学”。本辑共分三个专栏，“作为艺术和科学的历史学”收入论文10篇，探讨了西方史学界在史学理论和史学家就艺术和科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其价值在于把艺术和科学史置于历史学范畴进行研究，视野独特，新意迭出；“大旅行”一栏收入论文9篇，重点就18世纪欧洲和西方史学家、旅行家笔下的见闻，阐释各地文化的不同之处；“光启评论”一栏，收入论文7篇，就目前国内外史学研究的成果展开评论。总之，本辑论文选题新颖，观点突出，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于国内世界史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套装上下册)》为我国现当代学术实力的一个集中反映。全国三十多位实力派精英学者，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纪念粱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为论域，从各自学科及研究的学术主题出发，对当下或历史中国的现代性、地方性知识、后现代等命题进行阐发，微言大义，很好地反映了多学科交叉背景下的中国历史学研究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对今后史学研究的探索大有裨益。可以说，这是一部在梁启超之后尝试展现当代”新史学”全貌的文粹，一部突破了传统单一学科研讨框架而策划的论文集著，一部中国史学界首次多学科交叉研讨会的全景记录，一部集萃了九大学科顶尖学者探究历史新型范式的长卷!

《新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组织策划。本书着眼于从方法论角度把握史学发展的前沿，努力探索史学创新的道路。多年来，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每一卷的主题设计均有所变化，力求迅速追踪和反映史学界最新研究动态。在已出版的各卷中，已广泛涉及“新文化史”“环境史”“新革命史”等方面的前沿内容。本卷主题为“中古时代的知识、信仰与地域”，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魏斌教授组织策划。所收文章均是青年学者在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无论是考证内容还是研究思路方法，都价值颇高。

本卷有四个主题：“唤醒的空间”、“记忆之殇”、“记忆中的历史” 、“殖民·后殖民记忆”，共收录了11篇论文，选择的主题不同，切入的方法亦异，均面对着一个具有实在性的“不在”——历史是如何被表象之问题。

此书为系列出版物《新史学》第18辑，该辑主要研究了“卡罗•金兹堡的论说：微观史、细节、边缘”，系统评书了金兹堡微观史学的多种观点，共有四个专题，“专论”“评论”“会议”“光启讲坛”，发表文章20余篇，全面论述了金兹堡微观史学的理论、方法和影响，对目前史学界、史学理论研究颇有参考价值。

本书为《新史学》第十七卷。20世纪中叶以来，史学研究深受“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之影响，探寻绝对历史真实的可能性受到质疑，历史作为表象（representation）的价值和意义日益凸显，概念、记忆、书写成为备受“新史学”研究者关注的议题。本书聚焦历史事件之记忆和书写，探究历史真实与历史表象之关系，以期在理论方法和实证研究层面为推动新史学略尽绵薄。

《新史学.第十四辑（城市史与城市文化）》全书分为六个篇章，分别为“城市史与城市文化”、“史学史与史学理论”、“专题研究”、“评论”、“光启讲坛”、“文献与史料”。内容严谨翔实，读来令人深思。

文化是什么？众多学者已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不同学科对其进行界定和阐释，但至今难以取得共识，这仍是一个比较模糊，难以定论的概念。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人是文化的核心，有了人类之后才会产生文化，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乃至同一种族、民族在不同时代，文化也各不相同。 今日的“文化”是个后起的引申概念，这一概念本身源于浪漫主义运动。“尊重地方色彩”是浪漫主义者的口号，其目的就是要彰显民族性，以对抗启蒙理性主义的普遍性。 当今，宗教文化史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学界的显学，吸引了大量学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基督教文化史更是如此。

二战以后的西方史学界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化，一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史学”（又称“社会史”）挑战了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社会史逐渐取代了政治史，从而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这一时期的主要史学流派有：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或称“新社会史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或称“克莱奥学派”[Cliometri-cians]）等，其中年鉴学派影响最大。到了70年代后期，肇始于法国的“新文化史”（又称“社会文化史”）取代“新史学”成为西方史学界的新宠。为了区别以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哈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 )等人为代表的文化史,1989年美国杰出的女历史学家林·亨特（卿nn Hunt，1945-）在《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展开全部)

《新史学》是探索史学发展新路的连续出版物，已出版三卷。本卷旨在对“约定俗成”、业已为人们习以为常的近代知识进行审视：近代知识如何“约定”？如何“俗成”？这类约定俗成在近代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中是如何发生的？具体而言，本卷涉及三个有关近代知识的问题，第一，“近代知识”是以何种方式被叙述或呈现的？第二，“传统知识”在面对“近代知识”时，作出了何种自我变通？第三，当一种制度、概念、生活方式或改头换面、或原封不动（此种情形仅限于“器物”层次）地被接受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一些便成为人们思想观念里、或者是社会生活中的新“传统”。这些新传统是如何形成的？收入本卷的9篇论文，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上述这些问题进行了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