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音乐经历了史无前例的重大变革。1908年12月21日，随着勋伯格《第二弦乐四重奏》的终乐章在维也纳第一次响起，已经摇摇欲坠的调性体系在此时此刻终于解体，古典主义的优雅与凝练和浪漫主义的缠绵与浓烈彻底变成了历史的回响，变成了再也无法归返的永恒过往。应当如何接受“新音乐”作品？如何理解音乐的这次剧变？如何面对貌似混乱的诸多流派？如何将音乐看作社会与时代的一部分？阿多诺在本书中给出了有力的答案。德奥思想家们在二十世纪写下了一系列美学论著，而《新音乐的哲学》无疑就是其中最重要、最具奠基性的作品之一。 【编辑推荐】 “奥斯维辛后，写诗是残忍的。”——当你阅读这本书时，可能就会想起这句话。但是，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这句名言正来自这本书的作者阿多诺。 阿多诺是20世纪极为重要的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以研究黑格尔哲学...(展开全部)

20世纪初，西方音乐中调性体系解体，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成了历史的回响，在这之后，音乐前进的方向究竟在哪里？勋伯格与斯特拉文斯基等作曲家各自给出自己的解答。对此，在《新音乐的哲学》一书中，阿多诺认为，调性体系的解体是音乐、思想、历史与文化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精神在工业文化的压榨下发出的痛苦但却真实的声音。在此基础上，阿多诺认为勋伯格坚持遵循这个必然的趋势，处在“进步”一极；而斯特拉文斯基和后来的新古典主义作品，都以各自的方式力图倒退回精神在现代性出现之前的状态，这让主体在这些作品中遭到消解，因为复古意味着忽视历史为主体所带来的苦痛，忽视主体在此时此刻的感受，处在“倒退”的一极。 在阿多诺看来，进步和倒退并不必然等同好与坏，应辩证地看待。具体说来，勋伯格的毫不妥协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商业化社会所做出的防御性反应，所以有着消极的成分，而斯特拉文斯基的复古...(展开全部)

阿多诺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人物，他自幼学习音乐，熟知西方音乐史，又钻研过西方各派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形成了以社会批判理论和否定的辩证法为主线的哲学思想，并用这种哲学思想去研究20世纪欧洲的新音乐，《新音乐的哲学》就是其成果之一。 本书包括三篇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论文，早的一篇是1940—1941年写成的《勋伯格与进步》，第二篇是时隔七年之后写成的《斯特拉文斯基与倒退》，后一篇是在两篇文章结集出版时（1948年）撰写的“导论”，目的是要说明为何要选择新音乐中的两个极端的代表人物作为论述的对象、概括论述新音乐总的发展趋势和特征以及《新音乐的哲学》所用的方法。 每当精神产品被遗弃并被放透到历史之中，纯粹的时间进程代替了现实事物发展的地位时，如下怀疑就得到了证实：那种精神产品并未被人们所熟悉和掌握，而且还受到了排斥。但《新音乐的哲学》所带有的锋芒却可能有...(展开全部)

《新音乐的哲学》是阿多诺的早期著作之一，从1940年开始写作到首次出版，共花费了10年时间。阿多诺在本书中探讨了他眼中的现代音乐发展。全书共由绪论与两个大部分组成：“勋伯格与前进”（Schönberg und der Fortschritt）以及“斯特拉文斯基与重建”（Stravinsky und die Resauration）。自从瓦格纳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在音乐创作中大大增加半音型的重要性并以此影响了他之后的所有西方作曲家，于是，人们熟悉的调性体系在二十世纪初终于濒临崩溃，在这之后，音乐的发展的两个相反方向：由勋伯格为代表的激进潮流，以及斯特拉文斯基所领导的“回归传统”潮流。 阿多诺在本书绪论中论述了社会与历史语境是如何使音乐向新的方向发展。勋伯格所领军的第二维也纳乐派首先打破了调性体系并使用新的作曲技法（十二音序列）规范并控制音乐。阿多诺认为，勋伯格的贡献是让音乐顺应社会与历史发展的方向前进，但斯特拉文斯基则努力让音乐回到更为人们所接受的调性体系之内，而这事实上是一种倒退。当然，阿多诺也在本书中努力将这两个发展方向结合起来并说明了，它们都是当时的历史与社会环境中的必然产物。

《新音乐的哲学》是阿多诺的早期著作之一，从1940年开始写作到首次出版，共花费了10年时间。阿多诺在本书中探讨了他眼中的现代音乐发展。全书共由绪论与两个大部分组成：“勋伯格与前进”（Schönberg und der Fortschritt）以及“斯特拉文斯基与重建”（Stravinsky und die Resauration）。自从瓦格纳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在音乐创作中大大增加半音型的重要性并以此影响了他之后的所有西方作曲家，于是，人们熟悉的调性体系在二十世纪初终于濒临崩溃，在这之后，音乐的发展的两个相反方向：由勋伯格为代表的激进潮流，以及斯特拉文斯基所领导的“回归传统”潮流。 阿多诺在本书绪论中论述了社会与历史语境是如何使音乐向新的方向发展。勋伯格所领军的第二维也纳乐派首先打破了调性体系并使用新的作曲技法（十二音序列）规范并控制音乐。阿多诺认为，勋伯格的贡献是让音乐顺应社会与历史发展的方向前进，但斯特拉文斯基则努力让音乐回到更为人们所接受的调性体系之内，而这事实上是一种倒退。当然，阿多诺也在本书中努力将这两个发展方向结合起来并说明了，它们都是当时的历史与社会环境中的必然产物。

阿多诺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人物，他自幼学习音乐，熟知西方音乐史，又钻研过西方各派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形成了以社会批判理论和否定的辩证法为主线的哲学思想，并用这种哲学思想去研究20世纪欧洲的新音乐，《新音乐的哲学》就是其成果之一。 本书包括三篇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论文，早的一篇是1940—1941年写成的《勋伯格与进步》，第二篇是时隔七年之后写成的《斯特拉文斯基与倒退》，后一篇是在两篇文章结集出版时（1948年）撰写的“导论”，目的是要说明为何要选择新音乐中的两个极端的代表人物作为论述的对象、概括论述新音乐总的发展趋势和特征以及《新音乐的哲学》所用的方法。 每当精神产品被遗弃并被放透到历史之中，纯粹的时间进程代替了现实事物发展的地位时，如下怀疑就得到了证实：那种精神产品并未被人们所熟悉和掌握，而且还受到了排斥。但《新音乐的哲学》所带有的锋芒却可能有...(展开全部)

20世纪初，西方音乐中调性体系解体，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成了历史的回响，在这之后，音乐前进的方向究竟在哪里？勋伯格与斯特拉文斯基等作曲家各自给出自己的解答。对此，在《新音乐的哲学》一书中，阿多诺认为，调性体系的解体是音乐、思想、历史与文化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精神在工业文化的压榨下发出的痛苦但却真实的声音。在此基础上，阿多诺认为勋伯格坚持遵循这个必然的趋势，处在“进步”一极；而斯特拉文斯基和后来的新古典主义作品，都以各自的方式力图倒退回精神在现代性出现之前的状态，这让主体在这些作品中遭到消解，因为复古意味着忽视历史为主体所带来的苦痛，忽视主体在此时此刻的感受，处在“倒退”的一极。 在阿多诺看来，进步和倒退并不必然等同好与坏，应辩证地看待。具体说来，勋伯格的毫不妥协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商业化社会所做出的防御性反应，所以有着消极的成分，而斯特拉文斯基的复古...(展开全部)

音乐在二十世纪初之后发生了一次划时代的剧变：勋伯格与斯特拉文斯基等作曲家在十九世纪写下的作品，从问世以来直到当时对于人们仿佛从来都还是“新音乐”。应当如何接受这些作品，如何理解音乐的这次剧变，如何面对貌似混乱的诸多流派，如何将音乐看作社会与时代的一部分，阿多诺在本书中给出的答案最为有力，也有着最为强大且持续的影响力。 直至今日，对于思想界为二十世纪上半叶音乐的发展史构建出的图景，以及二十世纪上半叶音乐的接受史来说，起到决定性影响的除了二战后的国际政治格局，依然是德奥思想家们在二十世纪中期所写下的一系列美学论著，而这其中最重要、最具奠基性的无疑是阿多诺的《新音乐的哲学》。

《纯音乐:音乐体验的哲学思考》 (Music A Jone)以一种启发性的方式探讨了有见地的音乐欣赏与肤浅的音乐欣赏之间的关系，音乐愉悦产生之原因，音乐的表现属性及其动人力量之间的关系，音乐分析的申克学派，还有音乐之理解、意义、深度诸概念的应用。基维对与音乐哲学相关的诸多方面有着非常敏锐的觉察，各种音乐实例信手拈来，论证深入浅出。全文清晰而简练，并且恰如其分地处理了或许是美学中最微妙和最耐人寻味的问题。

本书是著者根据他的理论体系，用散文的笔法，概述音阶、音程、和弦、变化音、曲调、节奏、和声外音、转调、对位、曲式等这些音乐的构成要素或表现手段的一本小书。 著者广泛又细致的分析了欧洲古典音乐作品，归纳成一定的音乐法则，构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著者在本书中所申述的这个理论体系，主要是和声学方面的，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点是“五度相生法”的广泛应用。五度相生法在本书中叫做五度连环；即把五度连环作为调的根源，作为和弦关系的准绳，作为调关系的根据，又作为变化音系统的依据。第二点是在音阶体系上采用“一元论”，即认为只有一种音阶并列的“二元论”。这个音阶一元论便是著者的“和声一元论”的基础。 总之，初学者认为繁复的音乐理论，著者把它处理成比较简单，使理论趋于简明，易于学习。这是著者的理论体系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