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野直喜與內藤湖南是京都中國學的二祖，以和世界漢學同步共趨為指標，參酌清朝考證學和西歐漢學實證而結實古典文獻主義，開拓清朝學術和戲曲小說的新領域研究。弟子武內義雄樹立中國思想史學，吉川幸次郎為杜甫千年之後的異國知己，宮崎市定是日本東洋史學的巨峰，皆能闡揚師說，各領風騷，為京都中國學的三宗。 董康乘桴東瀛，交遊京都研究中國學諸子，傳述近代中日學術文化交流消息。神田喜一郎遊歷歐洲，記存世界敦煌學研究動向。眉叔師治史，善詩文，神似（內藤）湖南通儒之學，啟我矇昧，指我津梁，探究京都中國學的內涵究竟。 以螺旋循環史觀論述環中國海文化形態，架構以儒學為中心的共通文化，開創當代東亞文藝復興的機運。

海運東來，新興的海權勢力夾著科技力量、經商慾望、天國福音，不斷的敲擊著封閉的天朝大門，也波及了扶桑三島。東亞地區的人民在不由自主的情況下，幾乎全被捲進這歷史的洪流當中。 但在不隨人意志轉移而來的災禍中，也帶來了不隨人意志而轉移的新契機。戰爭誠然帶來了破壞，但也激化了文化的交流速度；流離固然造成了悲劇，但也促成了異質經驗不斷的生成。 就東亞內部的交流史考量，明末清初文化訊息的異質流動是個極值得注意的現象，朱舜水則是促成此異質流動潮流中極值得注意的核心人物。

從文化傳播的角度而論，東亞文化的概念本即具有跨區域性、流動性與在地發展性等特質。而華人信仰則是華人文化與精神文明的展現，隨著華人之出仕、經商、宣教乃至於移民等不同因素遠赴海外，也帶入原鄉信仰與文化。在此一接觸傳播交流的過程中，不同時、地以及與不同族群文化間的碰撞，又有了不同的在地承衍與新變，展現出華人文化的能動性。本書為國立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所執行的計畫「華人宗教性」研究群的部分研究成果。由於華人文化特色與型態，也表現在華人信仰與文化交流中，華人宗教信仰與文化提供了東亞不同空間、地域間的連結。本書蒐錄來自於中文系、宗教所、日文系、韓文系等不同學術領域學者的專題論文，六篇論文經會議中討論後修訂並經審查通過而成，分別從「跨境」與「流動」的視角，探究華人信仰與文化在東亞的碰撞、傳播與互動交流的在地發展與新變、再生現象。全書論文可分為三大子題...(展开全部)

東亞文化意象的研究是認識東亞諸國文化傳統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中研院東亞文化意象研究團隊在石守謙院士的領導之下，透過此一計畫，深化對東亞諸國的歷史、宗教、商業、藝術、文學的認識。過去，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側重在中西文化交流，而海洋史的研究以經貿及商品經濟為主要著眼點，此本論文集從文化史層面探討東亞諸國的交流互動及其相關的文化生產，不但可與當前學界跨文化研究、旅行研究、翻譯研究等重要的研究趨勢相互呼應，同時也開發許多未來值得深入討論的文本與作品，拓展人文學術研究的視野。本計畫可謂跨文類、跨領域、跨國界的重要實驗，研究對象雖然側重在進入現代化歷程之前，但從東亞諸國往來互動，或許也能對現代性研究提供一個反省的視角。同時，對面對全球化挑戰的台灣，或許提供一個不同角度的觀照與啟發。

◆古伊朗稱中國為支尼（Čini），這個詞其實源自周朝國姓？ ◆生長於西亞和非洲的獅子，如何變成東漢皇帝的御用神獸？ ◆神話傳說中的懸圃仙境，其由來就是巴比倫塔與空中花園？ 先秦時期的中原諸國，已然可見西亞文明的影子， 而黃河文明在飛速成長後，又透過游牧民族向外傳播。 從工藝設計到紡織圖畫，從思想信仰到技術發展， 一窺中國與西域如何產生連繫，並相互影響了後世數千年！ ▎「你告訴我，我告訴他，文明的傳承全靠接力！」 ——世界上最早的軍備競賽，中原人馴馬的由來？ 可以長途跋涉和快速奔跑的馬是人類在發明機動車以前最理想的運輸工具。透過馴養和使用馬匹，人們可以畜養更多的牲口，加快貨物的流動，使遙遠的未知地的資源成為觸手可及的財富。 西元前1000年以後，中亞細亞社會經歷了一場巨大的變化，推動這裡的居民大規模豢養馬匹，進入騎馬文化的新時期。這使中亞細亞...(展开全部)

《中國學研究法》是武內義雄先生學術圓融之後的著作，敘述自身的學問方法，明確的顯示繼承清朝考證學之京都中國學方法論的核心所在。既說明文字學和目錄學是中國學研究法的基礎，也強調輯佚、校讐和整理是中國學的共通研究法。武內義雄先生強調文字學不是文字語源的研究而是經典訓詁的根底。目錄學則是選別中國文獻的重要依據。輯佚、校讐和整理是中國學研究者的使命。文獻蒐集校勘之後，要綜合性的整理文獻成立的先後關係，就需要洞察文獻的歷史背景。但是歷史記載要皆傳統的通說，要判別傳統解釋的正誤，避免獨斷，則有確立客觀標準的必要。武內義雄先生既適用於文獻批判，也應用於思想背景的歷史考察，而建構中國思想史學。

《中國學研究法》是武內義雄先生學術圓融之後的著作，敘述自身的學問方法，明確的顯示繼承清朝考證學之京都中國學方法論的核心所在。既說明文字學和目錄學是中國學研究法的基礎，也強調輯佚、校讐和整理是中國學的共通研究法。武內義雄先生強調文字學不是文字語源的研究而是經典訓詁的根底。目錄學則是選別中國文獻的重要依據。輯佚、校讐和整理是中國學研究者的使命。文獻蒐集校勘之後，要綜合性的整理文獻成立的先後關係，就需要洞察文獻的歷史背景。但是歷史記載要皆傳統的通說，要判別傳統解釋的正誤，避免獨斷，則有確立客觀標準的必要。武內義雄先生既適用於文獻批判，也應用於思想背景的歷史考察，而建構中國思想史學。

本書探討的主題是1925年到1929年在中國所成立的清華國學研究院與近代中國學術的發展。文章首先考察清華國學研究院產生的學術背景，說明它之所以興 起，實與1920、30年代由胡適「整理國故」運動所引發的國學研究思潮有著密切的關係。文中除就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術理念與「整理國故」運動的學術主張 之間的關連作一探討外，同時與同時期中國另外兩所重要的國學研究機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及東南大學國學院的學術主張和成績作一比較，以彰顯清華國學研 究院的學術特色。 第二章處理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籌備時期及首任主任吳宓，就其持有的「學衡派」文化與學術理念如何與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國學研究規劃和 理念，產生學術精神上的同構及衝突，進而引發吳宓辭去國學院主任職務。其中探討了吳宓的去職，雖然有現實人事紛擾的因素，但同時其背後深層的學術意義，係 與中國1920、30年代主流的「新漢...(展开全部)

本書探討的主題是1925年到1929年在中國所成立的清華國學研究院與近代中國學術的發展。文章首先考察清華國學研究院產生的學術背景，說明它之所以興 起，實與1920、30年代由胡適「整理國故」運動所引發的國學研究思潮有著密切的關係。文中除就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術理念與「整理國故」運動的學術主張 之間的關連作一探討外，同時與同時期中國另外兩所重要的國學研究機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及東南大學國學院的學術主張和成績作一比較，以彰顯清華國學研 究院的學術特色。 第二章處理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籌備時期及首任主任吳宓，就其持有的「學衡派」文化與學術理念如何與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國學研究規劃和 理念，產生學術精神上的同構及衝突，進而引發吳宓辭去國學院主任職務。其中探討了吳宓的去職，雖然有現實人事紛擾的因素，但同時其背後深層的學術意義，係 與中國1920、30年代主流的「新漢...(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