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第二卷，专论先秦两汉时代早期经典形成的历史语境和形成条件。本书既注重从文明史的角度讨论中国“前轴心时代”和“轴心时代”的经典文化，又重视从经典文化的角度讨论早期中国经典的意义体系及其文化转变。从早期经典的发生，到诸子文献的形成，从先秦两汉经学文献体系的形成，到西漢末年谶纬的兴起，系统论述了经典的宇宙化、历史化和神秘化过程。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上,下)，ISBN：9787800801907，作者：

本书的基本思考从2000年就开始了，并发表了最初的成果，以后，在诸合作者的努力下，陆续展开了具体的研究。虽然各章的写作都是在共同的指导思想下完成的，但在一些具体问题的提法上，各个作者都有其侧重，不可能完全统一。然而，最重要的是，在有关宋代道学的研究方面，本书的作者们深入其中，特别在哲学义理的分析方面，取得了一些较以往更深入的成果，这是本书的特色，也是本书的贡献。宋代理学的研究，在我国学术界还是正在发展中的领域，我们的研究也肯定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希望得到怕宋代思想研究同道的指正，以推进我国宋代理学研究的不断发展。

《藏族早期历史与文化》内容简介：1983年至1986年，我在我国著名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梁钊韬教授的亲自指导下，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在那里我接受了包括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历史文献学、体质人类学及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全面训练。在此基础上，完成博士论文《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及与周围民族的关系》，并于1989年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当时中国的藏学研究正处于逐渐恢复阶段，所以，这本书虽出版仅800册，但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书中的一些基本观点、资料连同注释被许多人引用、抄袭，于是有不少学友及同行建议我再版。我本人自调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以后，身兼行政和科研双重任务，一直抽不出时间重新阅读和修改这本书。直到2000年，我才下决心见缝插针，一字一句地重新审阅和修改，并补充了一些新内容。

《润色鸿业》详细考察了《汉书》文本的形成与早期传播，努力探求文本背后知识与权力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尝试获得关于《汉书》的一种系统性和整体性理解。作者认为，《史记》与《汉书》确立了帝制时代中国历史写作的基本范式，但二者又有根本的不同。司马迁《史记》颇以《春秋》自比，洋溢着个人情怀与批判精神；班固《汉书》则是以“文章”颂美汉室之“成功”，对皇权积极配合。汉代以后，《史记》、《汉书》为代表的“正史”开始取代“正经”，成为帝制时代王朝制作的典范。在这一经史范式的转换中，《史记》因其不尽符合统治者的需要而被有意忽略，《汉书》则以其在现实考量与历史写作之间灵活的把握获得皇权的青睐，遂成为新的“帝典”范型。

20世纪80年代末，费孝通进入了他一生学术思想的新阶段，即由“志在富民”走向“文化自觉”，开始思考针对世界性的文明冲突，如何进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解释。到90年代，这些思考落实为“文化自觉”的十六字表述，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晚年费孝通从儒家思想获得极大启迪，贯穿这一阶段思考的大问题是：面对信息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全新世界格局，21世纪将会上演“文明的冲突”，还是实现“多元一体”的全球化？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之间应该如何和平共处、并肩前行？中国如何从自己的传统思想中获得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从中国文明本位出发，建构自己的文明论与文化观？ 本书收录了费孝通从1989—2004年的文章，集中呈现了费孝通晚年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国与国、文明与文明之间关系的重新思考。

《自觉中的直观与反省》是初期西田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之一，试图针对《善的研究》中的“纯粹经验”概念所包含的哲学问题给予一个回答，进而发展出涵盖“直观”和“反省”的“自觉”体系。此书最核心的“自觉”概念为中期西田哲学，亦即“场所”哲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土壤，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西田在此通过和新康德主义、德国观念论、心理学、现象学、美学、生命哲学，甚至和物理学、数学、几何学等自然科学的对话，说明了自己的“自觉”哲学立场。此书是二十世纪初日本哲学家和当时西方主流哲学家之间思想激荡和哲学创造的重要哲学书，可为当代学人对“东西哲学与文明互鉴”的关注起到引领作用。

《自觉中的直观与反省》是初期西田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之一，试图针对《善的研究》中的“纯粹经验”概念所包含的哲学问题给予一个回答，进而发展出涵盖“直观”和“反省”的“自觉”体系。此书最核心的“自觉”概念为中期西田哲学，亦即“场所”哲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土壤，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西田在此通过和新康德主义、德国观念论、心理学、现象学、美学、生命哲学，甚至和物理学、数学、几何学等自然科学的对话，说明了自己的“自觉”哲学立场。此书是二十世纪初日本哲学家和当时西方主流哲学家之间思想激荡和哲学创造的重要哲学书，可为当代学人对“东西哲学与文明互鉴”的关注起到引领作用。

本书综合梳理了中国商代晚期以前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格局和发展演变状况，提出早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庙底沟时代就已形成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其范围涵盖现代中国大部地区。本书认为早期中国是有中心有主体的超稳定的多元一体结构，有着以农为本、稳定内敛、整体思维、祖先崇拜等基本特质，经历了跌宕起伏的连续发展过程，是秦汉以后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的基础。

该书稿基于海量考古学资料的整理和分析，提出早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庙底沟时代就已形成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的观点，认为早期中国是有中心有主体的超稳定的多元一体结构，有着以农为本、稳定内敛、整体思维、祖先崇拜等基本特质，经历了跌宕起伏的连续发展过程，是秦汉以后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