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中越邦交模式形成的重要阶段。明太祖试图构建一个以中国王朝为主导，有等级的、和谐的邦交秩序。然而，作为体系内的重要成员，越南在邦交理念、维护边境秩序、处理邻邦关系等方面，与明朝存在更大的认知差异，双方摩擦不断。明朝在处理与越南的危机时，曾经采取军事占领或军事胁迫的方式，但更多的事件能在宗藩体制下以务实灵活的方式妥善解决，使双方关系得以持续发展。明代中越关系因其内涵丰富，处理危机方式多样，成为研究古代中国王朝对外关系模式的典范案例。

本书内容包括宗藩关系的演进，宗藩关系的运作，朝贡贸易，民间贸易，边界交涉，海事与边事问题，入华越侨，入越华侨等。

本书认为：1644至1885年间，尽管中越两国都多次发生了王朝更替，又都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但是直到越南完全沦为法国殖民地为止，中越关系始终是两个自主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一时期，中越关系既包括政治、外交上的宗藩往来，又涉及经贸文化往来、边界交涉、海难互助、边境事件以及华侨、入华越侨、 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各个方面又密切相关。

本書是有關明代中越關係的專題研究；從明太祖的不征政策，到明成祖的郡縣其地，然後是明宣宗的棄守安南，到明世宗時又改安南國王為安南都統使等歷史事件，都顯示了中國與越南在歷史上的特殊關係。 本書主要是利用中越兩國的古籍史料進行研究，深入分析事件的背景及其來龍去脈。這些研究有助於更清楚了解安南（越南）自五代脫離中國獨立後如何應付來自中國的壓力與干涉，並就王朝中國那股揮不去的安南情結和怎樣面對及接受安南獨立的事實進行條分縷析，是書的出版將提高中國學者在這領域的研究水平。

理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在明代得到了丰富和发展。程朱理学成为明朝的统治意识形态，阳明心学在明朝中叶出现以后，也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和发展。理学的这一整体发展状况既是明代社会文化发展于思想领域的反映，同时又影响着明代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同作为社会文化领域的史学，其与理学的关系即是如此。 明代理学与史学的关系纷繁复杂。这其中，既有理学对史学的主导和规定，亦有史学对理学的反哺和约束；既有官方化程朱理学对史学的消极影响，亦有新生的阳明心学对史学的积极促进；既有基于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互异性而对史学产生大相径庭、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作用，亦有同作为理学的同一性而对史学相似、甚或是相同的共同塑造。

有关明代画院的研究以往更多地从“美术”的角度来进行，侧重于其取得的艺术成就，一旦涉及明代画院具体制度、发展情况则多语焉不详。本书主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明代画院两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力图使明代画院展现出一个比较清晰的面貌来。 本书内容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是画院制度的研究 ，对长期以来认识比较模糊的明代画院制度做了全面和深入的考察，主要包括明代画院的管理机构、工作场所、入值体例、大致规模，以及宫廷画家的考核与选拔、授官及升迁方式、官职、日常待遇、袭替制度等，弥补了以往这一领域研究的不足。 下编通过对大量文献史料的梳理，整理了迄今最全面的明代宫廷画家名录，大幅扩充了已知明代宫廷画家的数量，使得可靠的明代宫廷绘画数量得以扩大。同时，作者对明代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宫廷画家情况进行了考证，订正了长久以来各类美术史著作、辞典中有关这部分画家的错误记载。本书另附有现...(展开全部)

黄册制度是明代户籍与赋役之法的一种基本制度，历来受到学者重视。尤其30年代以来，考证研究颇盛，不乏名家论著，几乎成为明史的一个分支学科。然而，迄70年代末，学者并未见过黄册原本，所论大皆据史书、地志有关记载，南京黄册贮藏库的专志《后湖志》，以及明清人士对黄册制度的评议等文献资料。文献资料固丰，足资系统论述，而难于实证。原来黄册内容，主要是按户分列人丁与事产，以及两者在每十年大造期间的增减变动。其特点在于项目具体，而每项必有数据，可形成历史变量。学者既未见黄册原本，所论亦多是黄册制度本身及其兴衰变化，鲜能利用黄册资料特点以验证史书记载及作计量分析，来考察当时社会经济中的有关问题。 本书中，作者研究的各项结论都具有新颖性，都可作为一家之言，供学者研讨。作者治史的方法，即档案文书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考察相结合的方法，是极好的，就当提倡和推广的材...(展开全部)

有明一代，出于间巷的民歌日渐活跃，由成、弘而嘉、隆而万历，以自然清新的魅力直接影响了其时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文人开始积极主动地汲取民歌的营养，在重性情、重个人体验的层面，完成了对各种形式主义的冲击和反拨，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具有人文启蒙意义的晚明文学革新思潮的内涵。 本书在文学、文化演进的总体格局中，对明代民歌发生、发展、壮大的轨迹及其与晚明文学革新思潮的互动关系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本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发生论、本体论、影响论、背景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