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拟通过探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区域内的基层水利治理实践, 梳理围绕水资源的分配和利用中所形成的农民、基层水利组织、村落、政府间复杂互动关系, 透视基于水利公共资源的利用所产生的人们之间共存、合作与协调的关系, 可以为我们探讨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提供一个典型研究及其经验。历史时期中的乡村水利治理, 为我们当下的公共事物和基层治理提供了一些经验和教训。这些对于我们理清本土实践中的权利与权力, 国家与社会, 政府与民众, 个体与公共等问题具有一定价值, 并进而裨益于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及其理论自觉。

本书为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问题，提供了具体而有用的论证与观察。 经由奏折、题本、档案等官方史料，以及契约史书、讼师秘本等民间史料，考察了明清的诸多法律与社会世相，并将这些不同的法律现象放入一个更广阔的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与文化史视野做更细致与宏观的考察。 本书有效说明了当时社会经济与司法体系的互动关系和支撑司法的核心价值观，阐释了明清有关法律的话语、修辞与形象等问题，为中国法史学作品如何与西方演变做更有效的比较与对话，提供了优秀的范本。

本书以基层政府治理实践为内容，着力探讨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问题。研究发现，当前基层治理存在“弱治理”和“强治理”的两极分化状态。“弱治理”主要是指涉及民众日常生活小事的治理，由于这方面的治理不能显示政绩，因此不被县乡党政领导重视，而政府的各职能部门又常因科层制的惰性而无法企及，使得这些涉及民众日常生活的小事得不到治理。“强治理”是指涉及政绩和上级问责的治理事务，如专项整治、争资跑项、城镇建设等，由于受领导重视，县域政府就会调动力所能及的一切资源进行治理，因而治理得较好。

本书以基层政府治理实践为内容，着力探讨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问题。研究发现，当前基层治理存在“弱治理”和“强治理”的两极分化状态。“弱治理”主要是指涉及民众日常生活小事的治理，由于这方面的治理不能显示政绩，因此不被县乡党政领导重视，而政府的各职能部门又常因科层制的惰性而无法企及，使得这些涉及民众日常生活的小事得不到治理。“强治理”是指涉及政绩和上级问责的治理事务，如专项整治、争资跑项、城镇建设等，由于受领导重视，县域政府就会调动力所能及的一切资源进行治理，因而治理得较好。

清末以来，由于各地官绅大肆征用各类庙产，佛教与国家关系逐渐紧张。民国建立后，各地僧人根据《临时约法》的基本原则，采取社团运作的合法手段，与北洋政府进行了激烈博弈，迫使当局就佛教社团的性质与权利义务、佛教寺产的所有权归属等问题做出明确规定，逐渐形成《寺院管理暂行规则》（1913）、《管理寺庙条例》（1915）及《修正管理寺庙条例》（1921）等法律法规，中国佛教管理政策发生历史性变革，佛教与国家的紧张关系得以全面缓和。本书以清末民初的社会剧变为背景，对清末民初时期佛教与国家关系由基本和谐到全面恶化再到重新建构的过程进行了全面研究和系统梳理。

清末以来，由于各地官绅大肆征用各类庙产，佛教与国家关系逐渐紧张。民国建立后，各地僧人根据《临时约法》的基本原则，采取社团运作的合法手段，与北洋政府进行了激烈博弈，迫使当局就佛教社团的性质与权利义务、佛教寺产的所有权归属等问题做出明确规定，逐渐形成《寺院管理暂行规则》（1913）、《管理寺庙条例》（1915）及《修正管理寺庙条例》（1921）等法律法规，中国佛教管理政策发生历史性变革，佛教与国家的紧张关系得以全面缓和。本书以清末民初的社会剧变为背景，对清末民初时期佛教与国家关系由基本和谐到全面恶化再到重新建构的过程进行了全面研究和系统梳理。

普利策历史奖提名，哈佛历史经典。

普利策历史奖提名，哈佛历史经典。

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研究重心主要在村。1997年起，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出版了“村治书系”，计10部著作。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们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试图从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的层面研究乡村治理。进入新世纪，有关成果陆续问世。为此，我们准备以“乡村治理书系”将这些成果统合起来，并奉献给社会。这套书延续了“村治书系”重实证研究的风格，但无论是内容，还是方法，更为丰富和多样化。由此也可以反映我们的研究正在步步深入。

中国公司治理的固有特点在于代议制度的缺乏，而更多关注于股东层面的权利冲突。公司法律制度拘泥于"群商贮本钱做生意"的观念，而不同于发源地的以广义的委托-代理关系为中心形成的法律制度。《代议制的公司：中国公司治理中的权力和责任》关注于董事会为中心的治理制度，详细考察了从董事会在中国的异化，到现行的权力责任配置，再到董事义务和责任，以及公司理论上的中国版本，并基于比较法和实证法的视角，对相应的法律制度进行了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