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研究》以明清徽州宗族文书为中心，采用文书档案与文献记载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考察相结合的方法，解读文书的形式，阐释文书的内涵，对徽州宗教文书作出分类考察，进而揭示明清徽州宗族的各种社会关系。

徽州诉讼文书跨越明清两代，既有官府的诉讼卷宗，也有民间收存的诉讼文书，更是长时段、多方面地了解明清及近代中国诉讼制度与地方社会变迁的一个基石与重要参照。《明清徽州诉讼文书研究》通过对明清徽州诉讼文书的深入、系统研究，尽可能地观照了明清 “诉讼社会”的历史背景、诉讼程序、典型案例、法律观念等方方面面，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

我对明清时代徽州宗族的兴趣始于工993年，当时，作为北京大学的访问学者，我希望为研究明清社会史找到一个新的主题。在北京逗留的一年期间，我不时进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学研究中心，同周绍泉、乐成显、陈柯云等几位老师进行交流。后来，接受这几位老师的建议，我参加了在徽州（如今的黄山市）举办的“全国徽学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我们参观了徽州的历史古迹，我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吸引，“聚族而居”的乡村内，大大小小的宗祠随处可见。这从视觉上告诉我们，明清时代宗族制的盛行。 回到北京，那些再现明清社会的徽州乡村住宅和街头小巷仍然令我念念不忘。在欧洲历史上，越是接近近代，血缘组织及其社会功能越是弱化。而在中国，在商品经济发达的16世纪，血缘组织为什么反而会扩大强化呢？这一疑问始终困扰着我。而且宗族组织的扩大强化不仅出现在16世纪的中国，在朝鲜，稍晚些时候也发生了同样的...(展开全部)

我对明清时代徽州宗族的兴趣始于工993年，当时，作为北京大学的访问学者，我希望为研究明清社会史找到一个新的主题。在北京逗留的一年期间，我不时进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学研究中心，同周绍泉、乐成显、陈柯云等几位老师进行交流。后来，接受这几位老师的建议，我参加了在徽州（如今的黄山市）举办的“全国徽学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我们参观了徽州的历史古迹，我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吸引，“聚族而居”的乡村内，大大小小的宗祠随处可见。这从视觉上告诉我们，明清时代宗族制的盛行。 回到北京，那些再现明清社会的徽州乡村住宅和街头小巷仍然令我念念不忘。在欧洲历史上，越是接近近代，血缘组织及其社会功能越是弱化。而在中国，在商品经济发达的16世纪，血缘组织为什么反而会扩大强化呢？这一疑问始终困扰着我。而且宗族组织的扩大强化不仅出现在16世纪的中国，在朝鲜，稍晚些时候也发生了同样的...(展开全部)

徽州文书被誉为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档案等发现之后中国历史文化上的第五大发现。它是历史上的徽州人在其具体的社会生产、生活的交往过程中为各自切身利益形成的原始凭据、字据、记录，是徽州历史、文化、社会发展以及生产、劳动、商业、社会交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状况的最真实、具体的反映，具有唯一性的特征。 《徽州文书》（第一辑）共10卷，影印了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和黄山市祁门县博物馆所藏徽州文书5000余份。这些文书都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发现的，其最大的特点是突出文书的归户性：以户为单位，以文书本身产生和形成的自然顺序编排。第一卷～第五卷收录了“伯山书屋”藏黟县文书十户，第六卷～第十卷收录了祁门博物馆藏祁门文书五户。 《徽州文书》是我们进行中国传统社会多维实态研究的第一手的珍贵资料，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文献学等领域都有...(展开全部)

徽州文书被誉为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档案等发现之后中国历史文化上的第五大发现。它是历史上的徽州人在其具体的社会生产、生活的交往过程中为各自切身利益形成的原始凭据、字据、记录，是徽州历史、文化、社会发展以及生产、劳动、商业、社会交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状况的最真实、具体的反映，具有唯一性的特征。 《徽州文书》（第一辑）共10卷，影印了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和黄山市祁门县博物馆所藏徽州文书5000余份。这些文书都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发现的，其最大的特点是突出文书的归户性：以户为单位，以文书本身产生和形成的自然顺序编排。第一卷～第五卷收录了“伯山书屋”藏黟县文书十户，第六卷～第十卷收录了祁门博物馆藏祁门文书五户。 《徽州文书》是我们进行中国传统社会多维实态研究的第一手的珍贵资料，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文献学等领域都有...(展开全部)

《明清徽州典商研究》稿共由四部分九章组成。第一部分绪论，分别阐述徽州典商研究述评、徽州典商界定和徽州典商文书遗存。第二部分着重研究徽州典商遗存文书。第三部分为徽州典商综论，共由四章组成，分别阐述徽州典商的兴衰过程和活动地域；对徽商典铺经营管理进行研究；对徽州典商与山西典商进行比较；并着重探讨了徽州典商社会作用、社会关系、商业伦理，以及明清社会变迁过程和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