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晚清新兴的报章文字中选取女性社会、女性典范、女性之死三个视角，透过对晚清女界生活与观念的考察，具体探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发展之间的复杂纠葛。作者试图通过进入报刊，实现阅读视角从官方到民间的转移，并由此返回现场，这种努力在本书中具体落实为通过对十个个案的剖析，对史料进行精细处理，以期逼真地展示晚清社会的某一现场，并由此揭示出其间隐含的诸种文化动态。上篇“女性社会”以个案整合的方式，映现晚清女性从生活形态到思想意识的新变；中篇“女性典范”以勾勒晚清女性的人格理想为目标，意在展现先进女性有别于传统的精神世界：下篇“女性之死”是对三位死于上个世纪初的女性各异的死亡方式、原因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风波的歧出的意义指向的解说。作者认为，由此构成的晚清社会的图景，实际上蕴含了现代社会与现代思想萌发的种种迹象。 本书作者以宏阔的视野精细地操作向不被学界看...(展开全部)

本书分别以“女性社会”、“女性之死”题名：上篇“女性社会”期望以个案整合的方式，映现晚清女性从生活形态到思想意识的新变。其中，对上海“中国女学堂”的考述锁定女子社会化教育起步期，将中西观念、中学与西学的相互激荡、冲突与调和作为讨论的重点，而该校所标举的“中西合璧”的教育理想，在日后各地的办学实践中尤具启示意义。与之相呼合的是发生在北京的女学生杜成淑拒绝男学生屈疆约会信事件的考察，透过双方公开的私函与背后的妇女团体分裂的的隐情钩稽，论者有意凸显晚清女性在新教育与旧道德之间依违离合的现实困惑。女报的出现亦自晚清始。第三章以发刊于1904年的《女子世界》杂志为标本，清理晚情，“女界革命”倡导者的妇女论述之内涵，文本分析不仅显示出刊物主持人在廷续三年的编辑过程中思想的游移，其间男性与女性声音的同中有异更值得关注。“男降女不降”之说的晚清曾流行一时，这一话语既...(展开全部)

本书分别以“女性社会”、“女性之死”题名：上篇“女性社会”期望以个案整合的方式，映现晚清女性从生活形态到思想意识的新变。其中，对上海“中国女学堂”的考述锁定女子社会化教育起步期，将中西观念、中学与西学的相互激荡、冲突与调和作为讨论的重点，而该校所标举的“中西合璧”的教育理想，在日后各地的办学实践中尤具启示意义。与之相呼合的是发生在北京的女学生杜成淑拒绝男学生屈疆约会信事件的考察，透过双方公开的私函与背后的妇女团体分裂的的隐情钩稽，论者有意凸显晚清女性在新教育与旧道德之间依违离合的现实困惑。女报的出现亦自晚清始。第三章以发刊于1904年的《女子世界》杂志为标本，清理晚情，“女界革命”倡导者的妇女论述之内涵，文本分析不仅显示出刊物主持人在廷续三年的编辑过程中思想的游移，其间男性与女性声音的同中有异更值得关注。“男降女不降”之说的晚清曾流行一时，这一话语既...(展开全部)

本书从晚清新兴的报章文字中选取女性社会、女性典范、女性之死三个视角，透过对晚清女界生活与观念的考察，具体探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发展之间的复杂纠葛。作者试图通过进入报刊，实现阅读视角从官方到民间的转移，并由此返回现场，这种努力在本书中具体落实为通过对十个个案的剖析，对史料进行精细处理，以期逼真地展示晚清社会的某一现场，并由此揭示出其间隐含的诸种文化动态。上篇“女性社会”以个案整合的方式，映现晚清女性从生活形态到思想意识的新变；中篇“女性典范”以勾勒晚清女性的人格理想为目标，意在展现先进女性有别于传统的精神世界：下篇“女性之死”是对三位死于上个世纪初的女性各异的死亡方式、原因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风波的歧出的意义指向的解说。作者认为，由此构成的晚清社会的图景，实际上蕴含了现代社会与现代思想萌发的种种迹象。 本书作者以宏阔的视野精细地操作向不被学界看...(展开全部)

《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研究的是女性这一性别群体，在近代中国文明演进过程中所呈现的变化趋向；这种变化作为一个中间环节，与近代以前的女性群体相比有什么不同，对当代中国女性群体的发展产生何种制约；进而寻找女性群体变化与不同区域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女性群体的变化中，揭示影响社会变迁的某些动力和机制。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女性问题显得尤为醒目，因为它与全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密切相关。正如本书作者杨剑利同志在书的“导论”中所指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揭开了女性近代化的序幕，并带动了女性的近代化发展，而女性的近代化发展反过来又推动了社会近代化发展进程；没有社会的近代化就没有女性的近代化，而没有女性的近代化，就没有真正的近代化。” 显然，近代化中的女性是本书的着力点。全书视野开阔，涉及面宽广，与近代中国女性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领域，如社会习俗、文化教育、婚姻家庭、经济生产、法律法规、政治活动等，均予以较为深入的探讨和描述，向人们展现出一幅社会近代化大潮流中，中国女性生活的多维图景。杨剑利博士近年一直致力于近代中国女性问题的研究，涉猎颇广，用力甚勤，相信她的大作将会为我们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带来新的启示。

《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研究的是女性这一性别群体，在近代中国文明演进过程中所呈现的变化趋向；这种变化作为一个中间环节，与近代以前的女性群体相比有什么不同，对当代中国女性群体的发展产生何种制约；进而寻找女性群体变化与不同区域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女性群体的变化中，揭示影响社会变迁的某些动力和机制。

本书收录作者近年有关中国近代翻译史的几个重要个案研究，尝试处理当中一些长久以来没有受到注意的课题，例如通事、外交语言、使团国书翻译问题等，目的是展示翻译在中国近代史发展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各个案研究中，作者参考了大量的中西原始资料及前人研究，通过充足的讨论来表述独特的个人观点。

本书收录作者近年有关中国近代翻译史的几个重要个案研究，尝试处理当中一些长久以来没有受到注意的课题，例如通事、外交语言、使团国书翻译问题等，目的是展示翻译在中国近代史发展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各个案研究中，作者参考了大量的中西原始资料及前人研究，通过充足的讨论来表述独特的个人观点。

《儒学与近代中国》对儒家的孝道、师牛关系、祖先崇拜以及儒学是否为宗教等问题发表厂看法，展示了一个西方人的儒学观在阐释儒学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庄士敦从关怀世界精神文明发展前景的高度着眼，对儒学特质、现代价值进行了深入探讨，试图找出一条世界精神文明之出路，从中西跨文化交流的视角看，长久以来吸引中外文化学者的一个重要命题是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究竟出于什么心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会达到什么高度、庄士敦作为“东学西渐”的实践者，其向西方受众传播儒学是中国文化向外传播、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无疑为我们理解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