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君柏岭的博士论文《近代词学思想的构建》在前年通过答辩，很得好评，后又被华东师大和上海市推荐参加全国百篇博士论文的评选，经两年的“打磨”，易名为《晚清民初词学思想建构》，即将梓行，索序于我，盛情难却，不能不勉力为之。但因未将其原来的论文带到广州再作细阅，只能凭记忆和印象说些多为题外的话。 　　杨君之书所论者为近代之词学思想，令人不得不从近代说起。 　　我国的近代确实是历史的激变时期。李泽厚先生在其《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后记》中说过：中国近现代是一个动荡的大变革时代。随着这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剧烈的震荡、变革，中国近代思想在短短几十年内，从封建主义到社会主义，像雷奔电驰似的，越过了欧洲思想发生成熟的数百年行程。

晚清詞學在中國詞學發展史上，具有非常突出的重要地位。本書的主旨是對晚清詞學理論批評進行探本溯源的研究，即考察了當時整個詞學思想的基本路數與理論通則。從宏觀的理論高度，對晚清詞學的內容、特點、方法，作了綜合性的深入分析，尤其是對詞學和詩學的關係，它們之間的異同和相互影響，提出了許多富有新意的見解，這對詞學研究的深化是很有價值的。全書共分四部分：第一章提出晚清詞學有三大重要的發展：包括對詞體的認識、規範及實踐，是〝尊體〞觀的具體內容及方式。第二章探討晚清詞學的思想內容，由經學、詩學與美學互為貫通的角度，指出他們如何用治經所得的觀點和方法來處理詞的創作意義及表現途徑。第三章是晚清幾個較具特色的詞論家及他們的核心論題。結語部分是將晚清詞論中的批評手法作一簡要的整理。

本书对清词的若干重要方面进行了考察，内容包括政治词、咏物词、艳词、妇女词、选本及清词流派等，力图使所论述的对象具有代表性，以便从不同角度，认证清词超越前代之处，探索清词发展的本质精神，说明清词中兴的意义，从而对清词得出较为明晰的认识。与此相应，本书在研究方法上选择了“中观”，即在弄清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将问题提到一定的高度，力求进行带有规律性的总结。就写作意图来说，希望避免过于空泛和过于琐屑两种倾向，以使本书的论述能够既踏实，又有一定的理论性。另外，始终坚持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探讨文学现象，同时将创作和理论视为一个整体，通过对创作影响理论，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创作，二者互相交叉、互相渗透的过程的揭示，找出文学史发展的自身逻辑，这也是本书所特别追求的一个方面。

《张晖晚清民国词学研究》为张晖晚清民国词学研究的论文集，全书分文献的追求、理论的探讨、世变中的词与词人、词学研究评论四部分，并有附录收录其生前所编纂的《朱彊村年谱长编》残稿和《学人日记中的龙榆生》的学术笔记。

本书以流派为纲，描述了清代词学思想的主要面貌和发展历程，再现了清代词学思想对于近代词学观念形成的重要影响，并对清代词学史上几位词学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呈现，对于清代词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书以古今贯通的学术视野，打破文学史研究中长期形成的古代、近代、现代、人为割裂的格局，把近世词学思想的发展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全面输理与论述。作者牢牢抓住近世词学从传统向现代转换这一发展主线，探索了转换的文化动因，揭示了转换的主要标志，并且别具匠心地选择了从张惠言到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等九位词学大家，作为二百年来词学发展的里程碑，充分展示了近世词学思想转换的历史轨迹。

本书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

★ 寻回百年前上海方言记忆 ★ 珍稀善本重新面世 ★ 英语-沪语对照注音词典 《晚清民初沪语英汉词典》以20世纪初期居于上海的外国传教士编写的《英汉上海方言词典》（1901年出版)为底本重新编排而成。本书正文共收录词目约15000条，涉及当时的社会生活、风俗、文化、科技、生产活动等各个方面的词汇，并采用罗马字母制定了沪语拼音方案，如“amusement，beh-siang 勃相”“very，man 蛮”等等，真实记录了当时沪语词句、语音语调，为沪语方言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献。 本书附录了1200余个新词，从中可以窥见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情况。此外本书增录一本1926年第六版（1908年初版）的《上海方言常用习惯用语》，包涵许多完全注音的实用短句。

本书是著名学者葛兆光先生有关晚清民初思想、宗教和学术的十篇论文汇集而成。作者多年来致力于思想史、学术史和宗教史的研究，近年来又比较关注近代中国与周边互动的历史，其论文常常围绕着中国、日本、朝鲜在“西洋潮”的冲击下何以自处，中国在“东洋风”的鼓吹下又如何变化，问题也常常集中于佛教史、思想史和学术史。因此，在本书中，作者对于中国知识界在晚清民初这个两千年未有之巨变的时代里，面对“东洋风”与“西洋潮”的两面纠缠和夹击的情势下的种种反应，既有高屋建瓴式的评述，也有个案的析解，无论其方法论还是切入点上，都显豁出其独特的学术个性。

本书主要讨论晚清、民初“个人一家一国一天下”体系的变迁。晚清、民初之际，中国内忧外患，诸多士人希望调整上述体系，以应对时艰。黄遵宪、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主张进取，希望扩展“天下”，认为中国应为新的“天下”立法，于是主张废除家庭，发动群众，建立起个人与天下的直接联系，但是这种思路在现实中受挫。于是，梁启超、蔡元培、秋瑾等人主张顺应现实，认为中国应从“中国即天下”退到“中国是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去掉家庭，建立起个人(男人和女人)与国家之间的直接联系，于是“个人一家一国一天下”体系演变为“个人一国家”体系。然而，未必所有的人都关心国家大计，部分则将能量放在了爱情之中，于是“个人一家一国一天下”体系演变为“个人一情”体系。上述诸种体系各有利弊，本书也将对此作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