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中心是人物的活动，由学人而见学术。所谓学术史与学人的历史，二者之间，分别显然。前者偏重于专门史，后者则以学人作为历史整体的一部分，进行研究。作者认为，研究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一是了解前人已知，如何知，为何如此这般认知，避免以不知为无有，或拾人唾余，或重蹈覆辙，以致无知者无畏。二是由学人而知学术，历史人物形形色色，而人有思维行为两面，由学人见学术。三是以学人的活动及其相互关系为历史整体的一部分，而非仅为专门的学术史。学人亦为社会一份子，既有一般体验，又有独特感受，其思维行为包括学术活动在内，牵连广泛，与整个社会的脉搏跳动息息相关。 近代以来，受西学影响以及新式学堂教育的制约，分科治学，已成体制。新锐学人以分科治学为科学，其实分科究竟如何发生，为何发生，还有待研究。在书中，作者对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及其流变，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道统与派分，20世纪前半...(展开全部)

晚清民国学术名家辈出，佳作如云，既有研究还相当不够。本书从具体历史情境出发，关照到文本的前后左右，论述由整体而具体，从宏观落脚细部，对于近代中国新史学、学术史上的道统与派分、社会学人类学对史学的影响有深度剖析，对于当时的学术交往、学会活动与学术争论也力求和盘托出，文笔简洁有力，让人在历史的繁复之中领略学术与学人的魅力。著者所揭示的学术史研究路径，无疑也给人相当启发，值得有心人细心揣摩。

1． 破除今人对民国学人、学术的不实“想象”，还晚清民国学术一个本来面貌——今人或是对民国学术无限憧憬留恋，或是认为当下的学术总体上已经超越民国时期学术发展的水准。本书所收十篇文章，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深入、全面地展示了民国学人及其学术的真实样貌，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读本。 2． 考究学人间的往来交游与人事联系，回归晚清民国的具体时空，重新解读张之洞、梁启超、王国维、傅斯年、顾颉刚、金毓黻等人的学术思想——运用记录学人言行的直接材料，参酌其他报刊、档案、回忆录等资料，大体还原这些学人的历史轨迹，在全面还原事实的基础上，力求探寻各说各话背后的隐情真意；民国学人身处千载不遇的大变局之中，世风与学风相互激荡下，张之洞、梁启超、王国维、马裕藻、金毓黻、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学人如何自处？ 3． 重新梳理陈寅恪、傅斯年等学人的史学思想及其...(展开全部)

本卷选取了两位20世纪国学大师——钱穆、陈寅恪为主题。钱穆对余英时的学术理路有着重要影响，两人既有师生之谊，又具友人之情。余英时以饱蘸感情的笔墨追思钱穆的治学与为人，读来感人至深。陈寅恪是20世纪极富传奇色彩的学人，其经历奇特，人格生命复杂深邃，学养极深。余英时主要以陈寅恪晚年诗文来论其人其学，探究其晚年心境以及陈寅恪如何以生命来护卫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颇能发皇心曲。

本书是一本立足“以人为本”的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著作，围绕民国时期边疆学人，分为群体和个人两种维度，对民国时期学界关于边疆与边政问题及中华民族整体性建构问题作了深入地探讨，充分展示了学术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构筑的早期努力。本书首先聚焦学人群体，探讨他们的边疆观念和边政主张，梳理他们对中国边疆研究的学科努力；然后关注学人个体，强调学人所处的时代、人生经历与学术成就之间的关系，并对以边疆学人为身份标识被研究较少的顾颉刚、李安宅、于式玉、徐益棠、张廷休的边疆研究经历与思想作了初步的论述；最后对当前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学术努力及其未来的发展路径予以回顾与前瞻。

《晚清小说史》紧密地结合晚清社会政治背景，对重要作家、作品作了比较中肯的介绍和评论。特别著重论述了谴责小说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小说和一向不甚为文学史家谈及的清末翻译小说。清末由於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都看重小说的社会功能，小说的地位空前提高，晚清小说空前繁荣。这部断代专史，对晚清小说的发生、发展进行了较全面深入的讨论。

本书收录余英时先生对近代中国学人及其学术思想的研究的论文30余篇，对中国近现代史上极具代表性的学者如钱穆、陈寅恪、胡适、梁漱溟、牟宗三、钱钟书、顾颉刚、洪业、郭沫若、严耕望、费正清（美）、林语堂等人的治学经历及其学术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全书对钱穆、陈寅恪、胡适三人进行了尤为详细的研究。

长江三峡的曲折动荡，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中国自然史上的潮信地带。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二千年一遇的“社会文化大转型”的序幕。在史学大家唐德刚的慧眼中，“人文史观”一如“自然史观”，1840年的一场战役不仅掀起了中国社会政治形态的大变革，也使历史潮流中的长河，尤需历时百年的诡谲动荡，方能进入壮阔的太平洋。唐德刚交融三峡史观与人文探索于本书，成就一部客观而深入的中国近代史书。

从晚清到民国，有数不清的历史段子：皇帝换成了总统，终身制换成了轮流坐庄，慈禧、光绪、李鸿章、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那个时代很荒诞，慈禧常借演戏羞辱光绪，落难时就连自己的仇人都杀不了；梁鼎芬明明是汉人大臣，却硬逼着满族大臣捐钱，只为给光绪陵种树；满人中能干的想有所作为，一个个都栽了，平庸贪贿的，都活得挺好；那个时代什么规则都变了，但最盛行的还是潜规则，说了算的还是丛林法则。 那个时代的军阀，有的自律甚严，比如吴佩孚，有的流里流气，比如张宗昌。有人兴办大学、建设农村，也有人胡乱收税、种植鸦片；连信仰都各找各的，有信仰社会主义的陈炯明，也有信基督的冯玉祥，还有信佛的唐生智和信道的刘湘。 用易中天的话说，“张鸣的文章，有思想，有见地，有学问，无官腔，十分好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