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樂教化是傳統儒家的政治理想。先秦儒家的教化思想主流，為孔子的德治思想、孟子的王道思想、荀子的禮治思想。孔孟基於性善前提，主張修己治人的政治原則，以道德禮樂導民向善，教化順序上先養後教。荀子主張性惡，更強調禮樂的約束，及刑罰的懲治。至隋唐，儒家的教化理想未變，但面臨佛、老挑戰。佛、老出世之教，與儒家人倫禮樂之教相衝突，因此王通、韓愈等都希望重振儒家人倫禮樂之教。宋代儒學復興後，宋學諸儒廣設學校，教育平民，培養政治人才，建立制度推廣儒家人倫禮樂之教。北宋道學家則深入探討心性義理，以宇宙論與心性論為基礎，建立起一套儒學的實理，從根本處對抗佛教的空理。 朱熹的教化理念，部分淵源於早年家學，部分來自師友討論，更重要的是其研究經典所得。他晚年完成的《四書章句集注》，為其教化理論的成熟著作，主張明德新民。他的理氣論與心性論，肯定人性之善，也正視人性中的陰暗面：氣...(展开全部)

《全民基本收入：理念與實踐（思想34）》的專題是「全民基本收入：理念與實踐」。 「全民基本所得」是一個古老的烏托邦理想，乍見之下有些聳動，但它不僅沒有像其他的烏托邦一樣歸於破滅消散，近年來反而益發顯露生機。在當代，思考、鼓吹全民基本所得最力的代表性人物當推范‧帕雷斯（Philippe Van Parijs）教授。他應雷震民主人權基金的邀請，在2017年年底來台擔任雷震紀念講座，將發表數次演講；他的新著《基本所得》，也同時由衛城出版社推出中譯本。 在雷震基金的諮詢委員黃文雄先生的鼎力相助之下，《思想》邀集四位學者撰稿，加上范‧帕雷斯的一篇綜論，組成本期的專輯。「全民基本所得」涉及的爭議很多；它需要滿足道德上的正當性質疑，需要在實際上證明踏實可行，也需要獲得社會公意的認可。專輯裡的幾篇文章，對這幾個問題展開了初步的探討，值得我們的讀者參酌、思考。 本期還...(展开全部)

明太祖的思想和行事方式，深深地影響到他身後的朝政和社會發展。本書分別從明太祖的政治思想、用人風格、對道德諫諍的態度、對子孫的教育、宗教政策、民生政策等方面，闡述明太祖的治國理念及其實踐情況，並通過清朝帝王及士人對明太祖的評價，探討其影響力如何延續到清代。

明太祖的思想和行事方式，深深地影響到他身後的朝政和社會發展。本書分別從明太祖的政治思想、用人風格、對道德諫諍的態度、對子孫的教育、宗教政策、民生政策等方面，闡述明太祖的治國理念及其實踐情況，並通過清朝帝王及士人對明太祖的評價，探討其影響力如何延續到清代。

中国明清時代の科挙体制の中での体制教学というイメージが強い「朱子学」。歴史的認識に立ち、この学問が「ない」状態から「ある」状態に至った理由と経緯を、朱子の交遊者や門人との思想交渉の現場に戻って探究する試み。

本論文集共有九篇論文，可分三類：一類專門探究春秋折獄在法律史上的意義；一類主要探究禮主刑輔或法律儒家化的歷史發展和局限；一類大致探究古人如何將案件分門別類和如何審判。貫穿九篇論文的，自是中國傳統法律的性質、理念、實踐。

本論文集共有九篇論文，可分三類：一類專門探究春秋折獄在法律史上的意義；一類主要探究禮主刑輔或法律儒家化的歷史發展和局限；一類大致探究古人如何將案件分門別類和如何審判。貫穿九篇論文的，自是中國傳統法律的性質、理念、實踐。

洪武七年（1374）孫貴妃之死，使明太祖注意到傳統母服制度的內容。考量到現實生活中的母子情感連結，明太祖堅持「父母等恩」觀念，一反過往子為母親服喪等級低於為父親服喪等級的禮制，下令今後子為母、子為父，皆服喪服禮制中的最高階序──斬衰三年。為此，明太祖御製《孝慈錄》一書，作為明代喪服制度的定本，並為清代沿襲。 《孝慈錄》「父母同斬」的喪服禮制，不但衝擊了傳統父系宗法制度與倫理秩序，也遠遠悖離士人長期研讀的儒家經典內容。在《孝慈錄》的制定、推行與實踐過程中，父與母、禮與情、嫡與庶等因素始終不斷的交相關涉拉扯，向我們訴說著中國喪服禮制史上最複雜深刻的孝道故事。

呂西安．費弗爾是年鑑運動的發起人之一，與布洛克（Marc Bloch，1886-1944）同為法國著名歷史與刊物《經濟社會史年鑑》的創辦人，也是布勞岱爾的老師。 費弗爾畢生積極於革新史學運動，與法國史學主流相對抗。他有如一位傳教士，充滿熱忱地宣揚其學術理想。他接受的是法國史學主流方法學派的嚴謹訓練，但是廣泛接觸地理學、語言學、心理學、人類學等不同領域的學者與研究範疇。他提出心態、感覺的研究，倡導歷史心理學、歷史地理學，嘗試為歷史學找到一條新道路。 通過本書可以了解，在二十世紀初科學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穩固發展下，費弗爾如何重新定位歷史學－歷史學是關於人類的科學。以及了解費弗爾如何透過歷史研究、學術刊物的發行、研究機構的設置來實踐他的理想，而年鑑運動又是如何在歷史學的發展上佔有一席之地……

大學的讀法》是陳平原教授近三十年大學論述的精選，集結了他對晚清以來百年中國大學史的研究精華，以及對當代大學三十年發展路徑的親身見證。前者道出元氣淋漓的老大學故事與其中蘊含的大學精神，後者則展現了一位人文學者對當代大學問題的持續關注與建設性批判。歷史與現實在他筆下互為註腳，歷史是帶著現實關懷回溯的歷史，現實是帶著歷史語境觀照的現實。 在大學問題叢生，制度日益板結，根基備受挑戰的當下，我們更需要在理念和實踐的張力間重新閱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