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梁启超所编的三种书：《德育鉴》《曾文正公嘉言钞》《节本明儒学案》。按照修身的方法和步骤，摘录编排先秦至明清的儒者的相关言论，并加按语跋识。自1905年前后出版后，不断再版，影响深远。如梁漱溟就多次说自己走上后来的学问和实践之路是来自此书的启发和引导。

收入梁启超所编的三种书：《德育鉴》《曾文正公嘉言钞》《节本明儒学案》。按照修身的方法和步骤，摘录编排先秦至明清的儒者的相关言论，并加按语跋识。自1905年前后出版后，不断再版，影响深远。如梁漱溟就多次说自己走上后来的学问和实践之路是来自此书的启发和引导。

本书是梁启超按照修身的方法和步骤，摘录编排先秦至明清的儒者的相关言论，并加按语跋识。自1905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后，不断再版，影响深远。如梁漱溟就多次说自己走上后来的学问和实践之路是来自此书的启发和引导。

本书是梁启超按照修身的方法和步骤，摘录编排先秦至明清的儒者的相关言论，并加按语跋识。自1905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后，不断再版，影响深远。如梁漱溟就多次说自己走上后来的学问和实践之路是来自此书的启发和引导。

本书节录《明儒学案》中的修身言论而成，但此书绝非是原书的简略本。《明儒学案》现在学界和读者一般是把它当做学术史著作，或者是资料的汇编来使用，而黄宗羲原来的目的之一“示读者以入道之门”（梁氏语）则湮没不彰，梁氏编这本书的用意正是将原书变成一部修身指导书，可以说，本书已经是与《明儒学案》面目不同的另一本书。另外，节本只有二十七八万字，与原书的卷帙浩繁相比，也大大增强了可读性。

本书节录《明儒学案》中的修身言论而成，但此书绝非是原书的简略本。《明儒学案》现在学界和读者一般是把它当做学术史著作，或者是资料的汇编来使用，而黄宗羲原来的目的之一“示读者以入道之门”（梁氏语）则湮没不彰，梁氏编这本书的用意正是将原书变成一部修身指导书，可以说，本书已经是与《明儒学案》面目不同的另一本书。另外，节本只有二十七八万字，与原书的卷帙浩繁相比，也大大增强了可读性。

梁启超在很多学术领域均有开创之功，并创获甚丰，其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修身之学浸润很深，后期致力于提倡以传统的修身之学充实国民教育。《梁启超谈修身》汇集梁启超关于人生修为方面的相关论述，旨在重拾传统的修身之道和成德之教，打造具有普及意义的修身德育读本。

梁启超在很多学术领域均有开创之功，并创获甚丰，其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修身之学浸润很深，后期致力于提倡以传统的修身之学充实国民教育。《梁启超谈修身》汇集梁启超关于人生修为方面的相关论述，旨在重拾传统的修身之道和成德之教，打造具有普及意义的修身德育读本。

梁启超经历了一个“自我变法”的过程，对自己和中国的变革历程作了彻底的反省和反思。梁启超痛切认识到，政治之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从政者以功利、甚至以富贵为本位，不再以士君子为政治的主体；另一方面，教育的方向和策略也出现了重大的偏差，学校重知识、轻德育，已然成为“贩卖知识的杂 货店”。而这两大问题的根源可以归结为一点，即丢弃了传统的修身之道——这其实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出现了根本性的问题。 1905年编纂和发表的《德育鉴》，是梁启超“晚年定论”的第一个标志性成果，在这本书中，他大力呼吁重归传统的修身之道。从那以后一直到他去世的1929年，在他生命的最后20多年，他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编了三本书，也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梁启超修身三书”的，除了《德育鉴》之外，另两本是《节本明儒学案》《曾文正公嘉言钞》。这首先是梁启超用来自修的读书札记，也非常适合作为有...(展开全部)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学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今江门市新会区）人。清代光绪（1875―1908年）举人。与其师康有为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赴北京参加会试，追随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1896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1898年入京，参与“百日维新”，以六品衔办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名北京大学）、译书局。1898年9月“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初编《清议报》，继编《新民丛报》，坚持立宪保皇，受到民主革命派的批判；但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对当时知识界有很大影响。 1911年底“辛亥革命”后，以立宪党为基础组成进步党，出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1916年则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后又组织研究系，与段祺瑞合作，出任财政总长。 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反对“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早年所作政论文，流利畅达，感情奔放。晚年在清华学校（1928年改名清华大学）讲学。著述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语言、宗教、文化艺术、文字音韵等。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