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经历了一个“自我变法”的过程，对自己和中国的变革历程作了彻底的反省和反思。梁启超痛切认识到，政治之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从政者以功利、甚至以富贵为本位，不再以士君子为政治的主体；另一方面，教育的方向和策略也出现了重大的偏差，学校重知识、轻德育，已然成为“贩卖知识的杂 货店”。而这两大问题的根源可以归结为一点，即丢弃了传统的修身之道——这其实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出现了根本性的问题。 1905年编纂和发表的《德育鉴》，是梁启超“晚年定论”的第一个标志性成果，在这本书中，他大力呼吁重归传统的修身之道。从那以后一直到他去世的1929年，在他生命的最后20多年，他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编了三本书，也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梁启超修身三书”的，除了《德育鉴》之外，另两本是《节本明儒学案》《曾文正公嘉言钞》。这首先是梁启超用来自修的读书札记，也非常适合作为有...(展开全部)

梁启超在很多学术领域均有开创之功，并创获甚丰，其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修身之学浸润很深，后期致力于提倡以传统的修身之学充实国民教育。《梁启超谈修身》汇集梁启超关于人生修为方面的相关论述，旨在重拾传统的修身之道和成德之教，打造具有普及意义的修身德育读本。

梁启超在很多学术领域均有开创之功，并创获甚丰，其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修身之学浸润很深，后期致力于提倡以传统的修身之学充实国民教育。《梁启超谈修身》汇集梁启超关于人生修为方面的相关论述，旨在重拾传统的修身之道和成德之教，打造具有普及意义的修身德育读本。

本书所选，除了惯常意义的题目之外，当然不能放过梁氏好攘臂扼腕所谈的政治言说，譬如发动保国会时的著名演说种种，尽管他当时因为久病初起而以笔代舌。保国会曾经被梁氏的政敌指责为保中国不保大清，还是光绪爷的一句会能保国岂不大善，才算抹平了官司。梁氏一生，起伏跌宕，鼓吹变法，公车上书，百日维新，做党魁，当总长，护袁讨袁，乃至研究系，无一不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可圈可点之案例，所以他的时论尤其是现场的口头表述，譬如《护国之役回顾谈》，是亲历的民国政治，真的不可以错过。 作为清华学校的著名导师，学术的题材，也是在梁氏身上根本不能躲过的，然而他的学术讲演，绝非故做姿态的高头著作，反倒是生动活泼，风声四起，令人拨开茅塞，有悟空悟道抓耳挠腮的欲望。

收入梁启超所编的三种书：《德育鉴》《曾文正公嘉言钞》《节本明儒学案》。按照修身的方法和步骤，摘录编排先秦至明清的儒者的相关言论，并加按语跋识。自1905年前后出版后，不断再版，影响深远。如梁漱溟就多次说自己走上后来的学问和实践之路是来自此书的启发和引导。

收入梁启超所编的三种书：《德育鉴》《曾文正公嘉言钞》《节本明儒学案》。按照修身的方法和步骤，摘录编排先秦至明清的儒者的相关言论，并加按语跋识。自1905年前后出版后，不断再版，影响深远。如梁漱溟就多次说自己走上后来的学问和实践之路是来自此书的启发和引导。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学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今江门市新会区）人。清代光绪（1875―1908年）举人。与其师康有为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赴北京参加会试，追随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1896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1898年入京，参与“百日维新”，以六品衔办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名北京大学）、译书局。1898年9月“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初编《清议报》，继编《新民丛报》，坚持立宪保皇，受到民主革命派的批判；但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对当时知识界有很大影响。 1911年底“辛亥革命”后，以立宪党为基础组成进步党，出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1916年则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后又组织研究系，与段祺瑞合作，出任财政总长。 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反对“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早年所作政论文，流利畅达，感情奔放。晚年在清华学校（1928年改名清华大学）讲学。著述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语言、宗教、文化艺术、文字音韵等。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学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今江门市新会区）人。清代光绪（1875―1908年）举人。与其师康有为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赴北京参加会试，追随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1896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1898年入京，参与“百日维新”，以六品衔办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名北京大学）、译书局。1898年9月“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初编《清议报》，继编《新民丛报》，坚持立宪保皇，受到民主革命派的批判；但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对当时知识界有很大影响。 1911年底“辛亥革命”后，以立宪党为基础组成进步党，出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1916年则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后又组织研究系，与段祺瑞合作，出任财政总长。 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反对“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早年所作政论文，流利畅达，感情奔放。晚年在清华学校（1928年改名清华大学）讲学。著述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语言、宗教、文化艺术、文字音韵等。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本书是梁启超按照修身的方法和步骤，摘录编排先秦至明清的儒者的相关言论，并加按语跋识。自1905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后，不断再版，影响深远。如梁漱溟就多次说自己走上后来的学问和实践之路是来自此书的启发和引导。

本书是梁启超按照修身的方法和步骤，摘录编排先秦至明清的儒者的相关言论，并加按语跋识。自1905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后，不断再版，影响深远。如梁漱溟就多次说自己走上后来的学问和实践之路是来自此书的启发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