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曾任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本书收录他在抗战时期的日记，并由整理者加以适当的注释。其内容不仅涉及梅先生个人的活动事迹,更有关于西南联大校务等近代教育史迹的直接记录，是研究近现代教育史、文化史的重要资料。本书部分内容曾分两次刊出，此次重加校订；大部分内容为首次披露。

梅贻琦曾任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本书收录他在抗战时期的日记，并由整理者加以适当的注释。其内容不仅涉及梅先生个人的活动事迹,更有关于西南联大校务等近代教育史迹的直接记录，是研究近现代教育史、文化史的重要资料。本书部分内容曾分两次刊出，此次重加校订；大部分内容为首次披露。

作为“清华永远的校长”，梅贻琦对清华大学成为世界知名高校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梅贻琦日记》共收录梅贻琦先生于1941—1946年和1956—1960年期间的日记三百余篇，真实地展现了梅贻琦日常工作和生活，再现了其献身于清华的人生历程，真实地反映了梅贻琦先生作为教育家、物理学家所具有的人格魅力和思想情操。其中1956—1960年的日记为梅校长生前最后五年间的日记，系首次在大陆出版。

1941年5月，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梅贻琦、总务长郑天挺、中文系及师院国文系主任罗常培三人，先后从昆明飞重庆，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入蜀学术文化考察，“三个多月困难的旅途，拖泥带水，戴月披风，逢山开路，过水搭桥，还仓皇地逃了好几次警报，历尽了抗战期中旅行的苦楚”，中途“研究了学术，赏玩了风景，采访了民俗，慰问了朋友”。罗常培将这一路的经历写成了具有日记性质的游记——《蜀道难》，是对抗战中期蜀道上某时某地的旅途实情、学术状况、人物动态的真实记录。梅贻琦、郑天挺、罗常培三人此行，本来都写有日记，今唯有梅贻琦的日记保存下来；而作为此行财务总管的郑天挺，也留下来一份账目清单，详细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交通、住宿、餐饮、听戏等物价。现将梅贻琦这部分日记及郑天挺账单附入《蜀道难》相关章节之后，三人资料对读，展现出一幅鲜活的画卷，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展开全部)

梅贻琦先生字月涵，1931年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37年，抗日战争时，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任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翌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一直到抗战胜利。《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即收录了梅贻琦先生从1941 年到1946年在昆明主持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校务时期的日记（其中有间断和不少缺失）。 日记所记录的时间正是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八年的关键时期，真实记录了梅贻琦先生的思考活动、经历见闻。第一，物价飞涨，生活紧张，不少教工兼职增加收入，而学校领导到处筹款，设法增加教职员工补助。第二，经常跑警报，生命财产没有保障，当时敌机经常来轰炸昆明，日记中有炸毁联大财产，炸死联大职工的记录。第三，校务繁重，梅贻琦先生同时掌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事务繁重可想而知。第四，应酬频繁。为了维持联大，争取科研、教...(展开全部)

梅贻琦先生字月涵，1931年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37年，抗日战争时，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任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翌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一直到抗战胜利。《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即收录了梅贻琦先生从1941 年到1946年在昆明主持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校务时期的日记（其中有间断和不少缺失）。 日记所记录的时间正是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八年的关键时期，真实记录了梅贻琦先生的思考活动、经历见闻。第一，物价飞涨，生活紧张，不少教工兼职增加收入，而学校领导到处筹款，设法增加教职员工补助。第二，经常跑警报，生命财产没有保障，当时敌机经常来轰炸昆明，日记中有炸毁联大财产，炸死联大职工的记录。第三，校务繁重，梅贻琦先生同时掌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事务繁重可想而知。第四，应酬频繁。为了维持联大，争取科研、教...(展开全部)

梅贻琦，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 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年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 1955年，在台湾新竹创建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并任校长。 这本书从梅贻琦先生的成长经历出发，叙述了这位杰出教育家的求学、任教以及在动荡岁月中执着教育的艰难历程。

梅贻琦，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 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年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 1955年，在台湾新竹创建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并任校长。 这本书从梅贻琦先生的成长经历出发，叙述了这位杰出教育家的求学、任教以及在动荡岁月中执着教育的艰难历程。